大邱庄30年变迁："讨饭村"变"首富村"(组图) 今晚报
大邱庄，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经红得发紫的村庄，一个曾经令中国无数乡镇向往并效仿的地方。这个曾风云一时的“华夏第一村”，如今早已消逝在公众的视野之外。2008年初春，记者数次前往大邱庄采访，探访一个真实的大邱庄——
大邱庄变迁
今晚报记者 赵宝起 马明
在我们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这三十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村改革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大寨、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这些大名鼎鼎的村庄都吸引了各界的目光，而人称“华夏第一村”的大邱庄在经历了一番兴衰曲折之后，在人们眼中颇有一些神秘色彩。
位于天津市西南方向的静海县大邱庄，旁边就是上世纪70年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笔下令人向往的团泊洼。在记者一行驱车前往大邱庄的路上，一辆辆满载着各种钢材的重型卡车呼啸而过，本不宽阔的公路因为这些大车的往来而显得十分拥挤，随行的静海县工作人员说，这些车都是来往于大邱庄运输钢材的。即将到达大邱庄时，这位工作人员指着不远处的一条热闹非凡的公路说，“这就是百亿路，大邱庄的大型钢材加工企业主要云集在这里，大邱庄也正是由钢材发的家”。
“讨饭村”变成“首富村”
车子一进大邱庄，一股城市气息扑面而来，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排排的别墅与楼房，宽阔的街道、商店林立，汽车如梭，人来人往。而改革开放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土地盐碱，昔日的大邱庄以穷著称，乡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村民中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大邱庄，老东乡，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在采访中，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开玩笑说，“以前的大邱庄，砖头砸死人不偿命——因为大邱庄根本就没有砖头。”这种状况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大邱庄人在这片贫瘠的盐碱地上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提到大邱庄的改革奋斗史，就绕不开一个人——曾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后来他因触犯法律而被判入狱，但在大邱庄人看来大邱庄的崛起和禹作敏是分不开的。1977年，禹作敏带领大邱庄老百姓，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创办轧钢厂。1978年，大邱庄在禹作敏等能人的带领下向工业进军。任命从天津带钢厂退职还乡的刘万明为业务员，村里的技术能人刘万全为厂长，村里东拼西凑共筹了15万元，在天津冷轧带钢厂买回1台被淘汰下来的冷轧机，后来又仿造了两台，经过两个月的试工，产品最终合格。1978年10月，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而后，他们为天津金属材料厂进行来料加工，当年收回投资，除还清乡亲们的集资款外，还有30万元盈利。他们先后自制了淬火机、裁剪机，并用3万元的资金、45天的时间自制了一台龙门吊车，就是这台龙门吊在冷轧带钢厂用了10多年。
冷轧带钢厂的建立，不仅为大邱庄各行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还为村办工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1981年，大邱庄建起了第二个工业企业——大邱庄高频制管厂。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4个总厂被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同年，在村西北方投资10亿元建立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著名的百亿路遍贯穿其间，在它的两侧集中了大邱庄上百家的钢铁企业。
除了工业，在农业生产上，大邱庄还将农民掌握的土地一律集中耕种，鼓励有能力者系统承包。1984年，大邱庄村种田能手马德良与妻子何文丽应邀赴法访问，成为我国第一个出国访问的农民。法国农业部长亲自接见他们，并授予马德良一枚“法国农业勋章”。大邱庄还将农业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强化“统包结合”的土地管理策略，全部耕地改由4个组承包，不惜重金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全村务农劳力在1985年已降至百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而天津大邱庄则成为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数据显示，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村里的农民住上了现代化的楼房或别墅，人均住房面积达40多平方米，部分家庭还拥有了小汽车。《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大邱庄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随后被全国媒体予以广泛报道，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注目。据统计，1984－1990年间，大邱庄接待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次。参观者不仅有中央领导人及各阶层人士，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宾。
然而，在1993年禹作敏却因触犯法律，被判有期徒刑20年。此后，大邱庄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困境中的改革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的镇政府大院就是过去大邱庄村委会的所在地。记者在办公楼里看到，大厅里的豪华水晶灯、木质栏杆等装饰基本没有改变，只是略显陈旧。第三层禹作敏当年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成了镇政府的会客室，里面的装饰变化不大，仍然让人感到当年的气派和讲究。
禹作敏被捕后，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将原来的4大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街。
虽然，此后大邱庄的经济发展步伐并没有停止，但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导致的风险也同时存在，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依赖银行贷款、债务负担沉重；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这一切都使得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一道道难题摆在了大邱庄人的面前。
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弊病阻碍企业发展的同时，企业还担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在大邱庄鼎盛时，集体经济曾为村民开出高福利清单：水气电暖免费、住房免费、通讯交通免费、上学免费等福利措施多达15项。企业不景气后，这些福利不但演变成了企业的包袱，而且还导致了集体资产的流失。
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路程。第一步首先实行住房改革，房改的基本思路是“居者有其屋，房产私有化”，基本原则是村民不论职务、工龄，老房子按照面积、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仅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自此，大邱庄住房实现了商品化。房款收回后，各村街又按照镇里统一规划，重新建设了7万平方米的住宅，新房子按市场价格继续出售。一位干部回忆起改革以前的情形说，“过去的住房都是集体的，人们住房不花钱，连灯泡坏了、玻璃碎了自己都不换，等着集体统一换。”
随后，医疗、交通、通讯等十几项福利制度改革随即展开，村民们享有的一些福利待遇被一一取消，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奔驰、林肯，也统统被拍卖。这些改革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同时也为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谈到当时改革所面对的巨大阻力，一位干部表示，改革必然会涉及到人们的利益，村民们肯定会有意见，但不干活就坐在家里就吃饭的日子没有了，在打电话不花钱的时代有的村民一个月电话费就花去了4万多，不改革怎么行？大邱庄镇的一位官员说：“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砸掉铁饭碗，多劳多得，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据了解，目前每个大邱庄本地村民仍然享受着每人500元/年的粮食补贴、免费的医疗保险和财产保险，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每月还发给200元。
在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还开始了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大邱庄镇政府提出了“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基本工作思路。1997年，大邱庄开始确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以共代公，共同所有，以股代共，共同致富”，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制，改革后达到“四变”：在企业责任上，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在资产上明晰产权，产权由虚有变实有；投资主体上，实现由单一变多元；在内部管理上实现“假三会”变“真三会”。其方式是：成立新公司，承传式购买老企业。
从1997年6月开始，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为了盘活企业背负的债务，避免出现债务悬空问题，大邱庄企业改制遵循着“承债式改革、零资产转让以及现有企业组成新的公司”的前提，通过产权交易的形式，使全新机制的公司建立起来；企业有多少资产，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债务；个别资不抵债但仍然可以存活的企业，由集体承担超出资产部分的负债。新成立的公司重新注册资金，由干部员工购买企业股份。为了保证产权交易透明、公正，大邱庄事先请有资质的国家资产评估机构对大邱庄集体所有的企业进行资产评估，通过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负责交易，企业资产按个人参股的形式公开出售。经过改制，将原有的197家企业转制为91家责任有限公司和6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截止到1997年底，共吸纳社会股金3.8亿元，为大邱庄经济的再次腾飞插上了翅膀。
1997年，工业销售收入达到11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6.1亿元，税收9300多万元，大邱庄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
复苏后的再次腾飞
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邱庄的经济开始滑坡。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开始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各家银行紧缩银根，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链被掐断。此后，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跌势不可扭转，到1998年底，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117多亿元降到70亿元，税收由9300万元降到6600万元，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此后几年中，大邱庄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经济一路下滑。到2000年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1.9亿元，税收4620万元。2001年大邱庄的财政收入仅3720多万，是建镇之初的水平，大邱庄的经济跌入了低谷。一位官员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企业门前车水马龙的景象没了，最萧条时，工厂里寂静一片，几乎看不到人，真荒凉啊。”
大邱庄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假如我们不进行企业改制，大邱庄恐怕度过不了金融危机那一关，也更不会有今天的发展。通过大邱庄人的努力，从2002年开始，随着经济逐渐复苏，整个钢铁市场形式的变好，整个大邱庄的企业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2003年，该镇实现财政收入7245万，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1.56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2007年更实现了销售收入318亿元，财政收入3亿元。特别是成功地与轧一、大无缝、小无缝等国有大型企业实现了大大联合，浙江、北京、天津等地企业家纷纷又在大邱庄投资建厂，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工贸企业总数从150家增加到460家，企业资产总额从55亿元增加到96.5亿元，新增投资达36亿元。分析大邱庄复苏的原因，大邱庄的官员表示，主要是改制，使企业所有制结构合理，吸纳了个人和社会的资金，且受国家金融形势影响较小，经受住了考验。
来自大邱庄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镇总面积达40.5平方公里，总人口7.5万，其中户籍人口1.7万，外来人口5.8万。全镇现有住宅、别墅338栋，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54平方米。截至目前全镇共有460余家工贸企业，涉及钢铁行业的生产性企业145家，年钢铁加工能力1700万吨，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企业75家，其中超10亿元的7家，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38家。由于产业集中度大，大邱庄的热轧薄板、热轧窄钢带分别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强，焊管占全国的20.6%，是全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大邱庄的有关领导表示，要做大做响大邱庄品牌，把大邱庄建设成具有高度产业聚集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
大邱庄，这个曾经的“华夏第一村”，经过了30年的坎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大邱庄之路无疑是一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教科书，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也为我国乡镇企业改革提供了参照。
全国15家主流报网媒体联合推出大型系列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些人，那些事”。这是一个由扬子晚报发起，全国15家主流报网联合推出的大型报道，在今年我国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承担起新闻界应有的使命和责任，联动报道同一主题。今天刊出由今晚报采写的《大邱庄变迁》一文。
Wednesday, April 30, 2008
Monday, April 28, 2008
大赚3.7亿美金 对冲基金投资怪人淘金次贷
大赚3.7亿美金 对冲基金投资怪人淘金次贷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8日 01:10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约翰·伯班克（John Burbank），对冲基金Passport Capital的创始人，凭借成功做空次贷概念股票，以及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投资，正成为华尔街新宠。
伯班克称，巴菲特式的长线投资理念，令他在2007年大赚了3.7亿美金，荣登福布斯2007“华尔街创富榜”的第17位。
对冲神话
这一投资始于4年前，当伯班克（Burbank）对太平洋东岸欣欣向荣的次级贷抵押市场产生怀疑时，他把目光开始投向了新兴市场国家。
2004年，美国所有的房产都在大涨，贷款人正竞相把美金借给那些信用评级糟糕的人。Burbank坚信这一过度膨胀的市场终将破灭，为了对冲全球投资的风险，他选择了做空美国次级贷款提供商。
其后的几年，房价仍在不断上涨。Burbank于是双倍下注购买了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CDS），这一产品可以令投资者在次贷违约时获得赔偿。
去年夏天，房产市场掉头向下，伯班克的空头仓位由此大赚。他的旗舰对冲基金，资产规模达25亿美金的“Passport Global Strategy”（Passport 全球策略基金），在除去1.5%的固定管理费与20%的收益提成后，2007年的净收益高达219%。Passport旗下另三只对冲基金，资产总规模达10亿美金，分别投资于全球基础材料、石油，以及印度与中国。2007年，这三只产品取得了64%—134%的净收益。Burbank本人则净赚3.7亿美金，位列福布斯2007“华尔街创富榜”第17位。
高风险高收益
“你如果只是跟踪标普500指数，就别想获得30%的年收益，”这位44岁的基金经理这样解释他的投资风格，“想要获得高收益，就必须投资到能发生高增长的市场。”
伯班克勇猛的长期投资理念，以及对短期损失的忍耐，终于令他从众多的对冲基金中脱颖而出。在过去的8年间，Passport投资人的平均年化净收益达40%。“Passport 全球策略基金及其它几个年轻的区域基金，自成立以来只有一年面临净亏损。2001年，Passport投资人的净损失达7%，而同期摩根斯坦利全球EAFE指数则下挫了近23%。伯班克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只使用了很低的杠杆，来达到如上数据。
但Passport基金并不是没有瑕疵。其净值波动率很大，高达两位数的月亏损，对它来说习以为常。2008年一月，Passport 全球策略基金净值损失了14%，另一只能源基金则损失了11%。
Burbank对这一数据却只是耸耸肩。Passport要求最低100万美金的投资额与一至三年的锁定期。Burbank称，那些不能承担这一风险的投资人，就不必申请买入他们的产品。
“和John一起投资，你必须系好安全带。” Berens 资产管理的Timothy Schilt表示，该公司旗下的一只基金产品投资了Passport。
投资怪人
就像所有表现不俗的投资人士一样，伯班克可谓是个“怪人”。他的父亲是名研究文学的俄罗斯后裔，母亲是位图书编辑。在杜克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伯班克先到了中国的宁波市教书。回到美国后，伯班克于1992年取得了斯坦福大学的MBA学位。
但是伯班克仍然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他于是和James Cunningham一起结伴游历非洲和欧洲（James如今在Passport管理基础材料基金）。结束了第二次的海外游历回到美国后，伯班克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投资人。1994年，他从信用卡中预支了5万美金，去资本市场感受风浪。
伯班克买入了当时颇为时髦的生物科技类股票，准备大赚一笔，但最后却亏得血本无归。伯班克由此上了第一堂课：下注短期波动的风险很大；专业的投资人需要花大量时间研究公司与行业，还需要耐心。
其后，在伯班克为对冲基金ValueVest担任新兴市场研究员的三年间，这一教训被不断强化。2000年8月，伯班克从朋友处集资了80万美金，成立了Passport。其时，高科技泡沫正在崩溃。伯班克选择了做多能源，做空科技股，于2000年年末取得了5月内36%的净值增长，同期的标普500指数则下降了7%。
伯班克把他的第一桶金用来组建投研团队。他雇佣的第一名能源研究员，目前仍在Passport管理能源投资。如今，Passport已拥有了26名研究员，分属采矿、地质以及生物科技等领域。
看空美股 做多新兴市场
伯班克称自己一直努力向价值投资人巴菲特和约翰·邓普顿学习。他表示分散战略只适合于那些并不清楚自己行为的人，而他的重仓投入则是基于其长期的世界观。Passport在成立后不久，就重仓买入了黄金(200.93,1.22,0.61%,吧)、基础金属以及新兴市场股票。
目前，伯班克仍然看空美国市场。他表示，房屋价格仍将持续下跌，过分扩展的消费将损害增长，美元仍将面临压力。而美元的贬值则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长期问题。
作为一个对冲基金投资人，他表示将继续把钱投资入新兴市场，如中国和印度，以及黄金等硬资产中。“石油、金属等从地底出采的东西，其产量并没有改变，但需求却在不断增长，所以价格也将不断攀升。”伯班克表示。
Burbank目前管理着40亿美金的资产，其中的四分之一投入了基础材料，比如铁矿石和黄金采掘业。其它重仓股还包括：Financial Technologies，一家从事金融业交易的印度科技公司；Raffles Education，该教育机构在亚洲提供商业与设计培训；Yamana Gold，这一来自加拿大的采矿企业，在巴西拥有矿山。
伯班克还钟爱Transocean，这是家全球最大的海底石油钻探公司。伯班克预期它将受益于旺盛的石油需求和飙升的油价，而其10倍的估值在目前市场上仍算便宜。他同样看好发展中国家日益膨胀的财富以及消费需求。在这一主题下，伯班克买入了EFG-Hermes，这一埃及的投资银行，拥有相当规模的资产管理业务。
（本报记者 郑焰 编译）
约翰·伯班克（John Burbank），对冲基金Passport Capital的创始人，凭借成功做空次贷概念股票，以及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投资，正成为华尔街新宠。
伯班克称，巴菲特式的长线投资理念，令他在2007年大赚了3.7亿美金，荣登福布斯2007“华尔街创富榜”的第17位。
对冲神话
这一投资始于4年前，当伯班克（Burbank）对太平洋东岸欣欣向荣的次级贷抵押市场产生怀疑时，他把目光开始投向了新兴市场国家。
2004年，美国所有的房产都在大涨，贷款人正竞相把美金借给那些信用评级糟糕的人。Burbank坚信这一过度膨胀的市场终将破灭，为了对冲全球投资的风险，他选择了做空美国次级贷款提供商。
其后的几年，房价仍在不断上涨。Burbank于是双倍下注购买了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CDS），这一产品可以令投资者在次贷违约时获得赔偿。
去年夏天，房产市场掉头向下，伯班克的空头仓位由此大赚。他的旗舰对冲基金，资产规模达25亿美金的“Passport Global Strategy”（Passport 全球策略基金），在除去1.5%的固定管理费与20%的收益提成后，2007年的净收益高达219%。Passport旗下另三只对冲基金，资产总规模达10亿美金，分别投资于全球基础材料、石油，以及印度与中国。2007年，这三只产品取得了64%—134%的净收益。Burbank本人则净赚3.7亿美金，位列福布斯2007“华尔街创富榜”第17位。
高风险高收益
“你如果只是跟踪标普500指数，就别想获得30%的年收益，”这位44岁的基金经理这样解释他的投资风格，“想要获得高收益，就必须投资到能发生高增长的市场。”
伯班克勇猛的长期投资理念，以及对短期损失的忍耐，终于令他从众多的对冲基金中脱颖而出。在过去的8年间，Passport投资人的平均年化净收益达40%。“Passport 全球策略基金及其它几个年轻的区域基金，自成立以来只有一年面临净亏损。2001年，Passport投资人的净损失达7%，而同期摩根斯坦利全球EAFE指数则下挫了近23%。伯班克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只使用了很低的杠杆，来达到如上数据。
但Passport基金并不是没有瑕疵。其净值波动率很大，高达两位数的月亏损，对它来说习以为常。2008年一月，Passport 全球策略基金净值损失了14%，另一只能源基金则损失了11%。
Burbank对这一数据却只是耸耸肩。Passport要求最低100万美金的投资额与一至三年的锁定期。Burbank称，那些不能承担这一风险的投资人，就不必申请买入他们的产品。
“和John一起投资，你必须系好安全带。” Berens 资产管理的Timothy Schilt表示，该公司旗下的一只基金产品投资了Passport。
投资怪人
就像所有表现不俗的投资人士一样，伯班克可谓是个“怪人”。他的父亲是名研究文学的俄罗斯后裔，母亲是位图书编辑。在杜克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伯班克先到了中国的宁波市教书。回到美国后，伯班克于1992年取得了斯坦福大学的MBA学位。
但是伯班克仍然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他于是和James Cunningham一起结伴游历非洲和欧洲（James如今在Passport管理基础材料基金）。结束了第二次的海外游历回到美国后，伯班克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投资人。1994年，他从信用卡中预支了5万美金，去资本市场感受风浪。
伯班克买入了当时颇为时髦的生物科技类股票，准备大赚一笔，但最后却亏得血本无归。伯班克由此上了第一堂课：下注短期波动的风险很大；专业的投资人需要花大量时间研究公司与行业，还需要耐心。
其后，在伯班克为对冲基金ValueVest担任新兴市场研究员的三年间，这一教训被不断强化。2000年8月，伯班克从朋友处集资了80万美金，成立了Passport。其时，高科技泡沫正在崩溃。伯班克选择了做多能源，做空科技股，于2000年年末取得了5月内36%的净值增长，同期的标普500指数则下降了7%。
伯班克把他的第一桶金用来组建投研团队。他雇佣的第一名能源研究员，目前仍在Passport管理能源投资。如今，Passport已拥有了26名研究员，分属采矿、地质以及生物科技等领域。
看空美股 做多新兴市场
伯班克称自己一直努力向价值投资人巴菲特和约翰·邓普顿学习。他表示分散战略只适合于那些并不清楚自己行为的人，而他的重仓投入则是基于其长期的世界观。Passport在成立后不久，就重仓买入了黄金(200.93,1.22,0.61%,吧)、基础金属以及新兴市场股票。
目前，伯班克仍然看空美国市场。他表示，房屋价格仍将持续下跌，过分扩展的消费将损害增长，美元仍将面临压力。而美元的贬值则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长期问题。
作为一个对冲基金投资人，他表示将继续把钱投资入新兴市场，如中国和印度，以及黄金等硬资产中。“石油、金属等从地底出采的东西，其产量并没有改变，但需求却在不断增长，所以价格也将不断攀升。”伯班克表示。
Burbank目前管理着40亿美金的资产，其中的四分之一投入了基础材料，比如铁矿石和黄金采掘业。其它重仓股还包括：Financial Technologies，一家从事金融业交易的印度科技公司；Raffles Education，该教育机构在亚洲提供商业与设计培训；Yamana Gold，这一来自加拿大的采矿企业，在巴西拥有矿山。
伯班克还钟爱Transocean，这是家全球最大的海底石油钻探公司。伯班克预期它将受益于旺盛的石油需求和飙升的油价，而其10倍的估值在目前市场上仍算便宜。他同样看好发展中国家日益膨胀的财富以及消费需求。在这一主题下，伯班克买入了EFG-Hermes，这一埃及的投资银行，拥有相当规模的资产管理业务。
（本报记者 郑焰 编译）
回望华西村30年之变：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财
回望华西村30年之变：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财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8日07:36 大河网-大河报
核心提示
华西村原来的面积是0．96平方公里，刚好是国土面积的千万分之一。在这块土地上，“老书记”吴仁宝苦心经营数十年，造就了一个极具标杆意义的农民乐土－－“天下第一村”，吴仁宝本人也借此成为众人眼中的传奇人物。
如果说当代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巨变是一个尚在延续的“大故事”，那么，江阴的华西村就是这个“大故事”中不得不翻看的篇章－－这个篇章里有足够精彩的曲折和悬念。一方面，人们艳羡并诧异这个苏南村庄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就；另一方面，人们更费解的是，于数十年潮起潮落风云变幻中，华西村何以能屹立潮头“红旗”不倒。
有关华西村所有的解读都必然指向那位老人－－吴仁宝。
今日华西
乡土与洋派的“华丽结合”
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华西村民族宫大会堂里人头攒动，人们相互谈笑着，不少戴着旅行社统一帽子的游客好奇地拿着相机在会堂内取景。10点半，吴仁宝拉开主席台的侧门，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老人不紧不慢地走到台子中央，双手抱拳、一脸谦和地向台下人致意。等他在台上坐定后，旁边一位一脸严肃的女孩开始念长长的欢迎词，内容是欢迎来自山西、湖北、浙江等地的考察团和旅行社，一刻钟前刚刚采访完吴仁宝的本报记者也在欢迎之列。
吴仁宝开始讲话，浓郁的江阴乡音经由麦克风放大后依然难懂，但感觉颇为悦耳。每当他一句话最后一个字尚未落音，旁边那女孩翻译的普通话便立刻响起。过去4年多来，只要吴仁宝在家，每天上午10点半，两人总会出现在这里。吴仁宝说得慷慨激昂、精彩生动，女孩翻译得一板一眼、神情始终不变，这一老一少的搭配本身已成为一个看点。
出了大会堂，就能看见华西村标志性建筑、投资1．2亿元打造的金塔。金塔高98米，共17层，塔顶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据说是“用3．5公斤黄金镀成的”。站在塔顶眺望，能看见南边成排的别墅群，它们属于普通的华西村民。
出金塔往北能看见一座山，那里微缩建设了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取名“世界图”。“天安门城楼”矗立山顶，挨着城楼的是“山海关”，旁边是蜿蜒的“长城”。“巴黎凯旋门”、“华盛顿国会大厦”和“悉尼歌剧院”位于山脚。华西人在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中唱道：“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种种反差很大的事物在华西村杂糅在一起，正如人们在村北欣赏完舒心的油菜花后，在村南感受到的则是一派工业风景，现代化的工厂车间和令人紧张的流水线。
开着高档车的华西村民稳重、待人和气。但在村主干道中央，他们却摆上了成排高大威猛的石狮，狮队有数百米长，从旁边走过能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华西人修筑的巨龙，高25米、宽15米、长1300米，张开的大嘴里，据说能放几张八仙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和狮子，象征着权威、力量和无所不能。这种乡土的传统和洋派的凯旋门、歌剧院、别墅群等组合在一起，构筑出开放时代一个中国乡村的特别意境。
经营华西
唯实不唯上，“闷声发大财”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最西边。华西人说，“穷够了”就是他们的历史。1961年刚建村时，华西村是有名的贫困村、讨饭村。
吴仁宝是华西村的第一任村支书，彼时的吴给群众留下的印象是“人很精明”，再无其他。吴仁宝开始“思变”源于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寨之路》，他曾拿着这篇文章在群众大会上朗读。其后的日子，吴仁宝并不讳谈大寨的陈永贵是自己的“偶像”，从陈的身上，这位36岁的村支书看到了华西村的未来。
吴仁宝首先带领群众向华西村的自然环境开战，平整散落分布的1300多块田地，修整40多条河沟，这些都需要“硬功夫”。看见华西人不要命的干劲，周边村送给华西村的外号也有了改变，由“吹牛大队”变成“做煞大队”（注：“做煞”是江阴土话，意思是干活干得太苦）。
华西村很快成为全国学大寨的典型。“你看吴仁宝捋着袖子，赤着脚，手上的老茧有铜钱厚。”1969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在华西村召开的一次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会上，揪住一位穿戴整齐的书记“开骂”。
许世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当年，吴仁宝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这可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呀！”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这是华西村的第一次“转身”，因为人多地少，在农业上用尽全力的吴仁宝没有看到前途。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五金厂，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利润，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
1978年，华西村盖起了塑料纺织厂。上世纪80年代，当分田到户、土地承包流行时，吴仁宝说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继续他的集体经济“副业”。
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是在1992年。当年3月1日凌晨3点钟，也即小平南巡讲话向全党传达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集党委委员开会，下达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储备得越多越好）。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回忆，父亲判断中国经济将面临新一轮的大发展，因此华西村要集中所有血本，奋力抢占市场。
吴仁宝的“豪赌”大获全胜，随后，全国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扬，一吨6000多元的铝锭，3个月就涨到了1．8万多元，外界盛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1999年，华西村在国内Ａ股市场上市，开创“村庄上市”的先例。2007年，华西村总资产超过16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4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8亿元。随后，周围20个村相继并入华西村，如今，华西村已扩展到3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万多人，“天下第一村”名副其实。
华西之魂
“老书记”的“三落”和“政治魅力”
多半时候，吴协恩称呼父亲为“老书记”，这让记者略感意外，吴仁宝的“政治魅力”似已超乎亲情之上。
上世纪60年代，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取得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其后不断获得荣誉，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以及最近的解放思想典型。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但吴仁宝却能精准拿捏时代，屡屡先人一步。
如此背景之下，华西村灵魂人物吴仁宝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的几次“波折”，反倒更显他的神奇。
吴仁宝的“第一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挂着黑板批斗。其间，二儿子吴协德曾被造反派揪住打得鼻青脸肿，吴仁宝气得要找造反派算账，但被妻子拉住。“父亲哭了，在我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吴协德说。
其后，好强的吴仁宝仕途顺利，担任过江阴县委书记，为打造“学大寨先进县”，强力推行“三三制”：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干部仅留1／3，结果1980年落选县党代表。这是吴的“第二落”，不多时，上级调他到苏州任职，他却请求回华西村。
“第三落”看似有点牵强：吴仁宝在连任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后，第九届却意外落选。通过旁人的描述，看得出，这“三落”对吴仁宝冲击不小，精明睿智的吴仁宝从中品悟更多，以致其后当各个时期的“典型”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时，唯独他这面红旗久久屹立。
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1980年代“醒”。
2003年7月5日，吴仁宝急流勇退，将担子交给儿子吴协恩。吴仁宝表示，他应该趁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的时候退下来，等到脑子不太清爽了，可能会说错话，影响华西村发展。
华西智慧
不跟风不盲从坚持经济建设
退下后，吴仁宝远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村民提到“老书记”，多是敬重和感激。围绕“老书
记”有颇多传奇，比如他捐出5000万的巨奖，比如老两口至今还住在上世纪70年代所建的简陋楼房里，比如他有一斤酒量但从不在酒桌上表现，还有他不喜欢坐飞机，去北京等地都甘愿开车长途颠簸等。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吴仁宝一个坚持几十年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天晚上，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许，吴仁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握中国的时代脉搏。
吴仁宝有句口头禅：做人一定要活络。1978年建设塑料纺织厂时，有人提及偷偷建五金厂时的窝囊，要求把工厂建得宽敞气派，吴仁宝的回答是：“量力而行，不讲排场，等经济效益上去了，一切再商量。”
小时候，吴仁宝喜欢听苏州评弹，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的精彩片断，常被吴仁宝信手拈来。这让他和知识水平不高的村民沟通时，多了一个直接有效的渠道。他教育华西村干部和村民的素材，多取自民间故事。顺理成章地，像“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听群众话”这样顺口溜式的吴仁宝语录，村民们自然也就很容易理解。
记者给吴仁宝提了两个问题，一是过去几十年遇到的最难的事情是什么，二是和年轻时相比，如今的吴仁宝有何不同。
吴仁宝的回答相当精彩。“千难万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难。”老人说。对于第二个问题，老人的回答是，现在比过去更能看到自己的缺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对华西村一直十分关注，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名号正出自他在上世纪70年代对华西村的调查报告。对于华西村何以红旗不倒，他的思考是吴仁宝领导下的华西村，不跟风、不盲从，一直坚持了经济建设的主线。
吴协恩对父亲的总结也是如此，这位华西村现任掌门一如其父的低调，他热情地接待各路访客，并自信地介绍：“华西现在发展更好！”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8日07:36 大河网-大河报
核心提示
华西村原来的面积是0．96平方公里，刚好是国土面积的千万分之一。在这块土地上，“老书记”吴仁宝苦心经营数十年，造就了一个极具标杆意义的农民乐土－－“天下第一村”，吴仁宝本人也借此成为众人眼中的传奇人物。
如果说当代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巨变是一个尚在延续的“大故事”，那么，江阴的华西村就是这个“大故事”中不得不翻看的篇章－－这个篇章里有足够精彩的曲折和悬念。一方面，人们艳羡并诧异这个苏南村庄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就；另一方面，人们更费解的是，于数十年潮起潮落风云变幻中，华西村何以能屹立潮头“红旗”不倒。
有关华西村所有的解读都必然指向那位老人－－吴仁宝。
今日华西
乡土与洋派的“华丽结合”
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华西村民族宫大会堂里人头攒动，人们相互谈笑着，不少戴着旅行社统一帽子的游客好奇地拿着相机在会堂内取景。10点半，吴仁宝拉开主席台的侧门，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老人不紧不慢地走到台子中央，双手抱拳、一脸谦和地向台下人致意。等他在台上坐定后，旁边一位一脸严肃的女孩开始念长长的欢迎词，内容是欢迎来自山西、湖北、浙江等地的考察团和旅行社，一刻钟前刚刚采访完吴仁宝的本报记者也在欢迎之列。
吴仁宝开始讲话，浓郁的江阴乡音经由麦克风放大后依然难懂，但感觉颇为悦耳。每当他一句话最后一个字尚未落音，旁边那女孩翻译的普通话便立刻响起。过去4年多来，只要吴仁宝在家，每天上午10点半，两人总会出现在这里。吴仁宝说得慷慨激昂、精彩生动，女孩翻译得一板一眼、神情始终不变，这一老一少的搭配本身已成为一个看点。
出了大会堂，就能看见华西村标志性建筑、投资1．2亿元打造的金塔。金塔高98米，共17层，塔顶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据说是“用3．5公斤黄金镀成的”。站在塔顶眺望，能看见南边成排的别墅群，它们属于普通的华西村民。
出金塔往北能看见一座山，那里微缩建设了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取名“世界图”。“天安门城楼”矗立山顶，挨着城楼的是“山海关”，旁边是蜿蜒的“长城”。“巴黎凯旋门”、“华盛顿国会大厦”和“悉尼歌剧院”位于山脚。华西人在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中唱道：“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种种反差很大的事物在华西村杂糅在一起，正如人们在村北欣赏完舒心的油菜花后，在村南感受到的则是一派工业风景，现代化的工厂车间和令人紧张的流水线。
开着高档车的华西村民稳重、待人和气。但在村主干道中央，他们却摆上了成排高大威猛的石狮，狮队有数百米长，从旁边走过能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华西人修筑的巨龙，高25米、宽15米、长1300米，张开的大嘴里，据说能放几张八仙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和狮子，象征着权威、力量和无所不能。这种乡土的传统和洋派的凯旋门、歌剧院、别墅群等组合在一起，构筑出开放时代一个中国乡村的特别意境。
经营华西
唯实不唯上，“闷声发大财”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最西边。华西人说，“穷够了”就是他们的历史。1961年刚建村时，华西村是有名的贫困村、讨饭村。
吴仁宝是华西村的第一任村支书，彼时的吴给群众留下的印象是“人很精明”，再无其他。吴仁宝开始“思变”源于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寨之路》，他曾拿着这篇文章在群众大会上朗读。其后的日子，吴仁宝并不讳谈大寨的陈永贵是自己的“偶像”，从陈的身上，这位36岁的村支书看到了华西村的未来。
吴仁宝首先带领群众向华西村的自然环境开战，平整散落分布的1300多块田地，修整40多条河沟，这些都需要“硬功夫”。看见华西人不要命的干劲，周边村送给华西村的外号也有了改变，由“吹牛大队”变成“做煞大队”（注：“做煞”是江阴土话，意思是干活干得太苦）。
华西村很快成为全国学大寨的典型。“你看吴仁宝捋着袖子，赤着脚，手上的老茧有铜钱厚。”1969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在华西村召开的一次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会上，揪住一位穿戴整齐的书记“开骂”。
许世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当年，吴仁宝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这可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呀！”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这是华西村的第一次“转身”，因为人多地少，在农业上用尽全力的吴仁宝没有看到前途。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五金厂，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利润，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
1978年，华西村盖起了塑料纺织厂。上世纪80年代，当分田到户、土地承包流行时，吴仁宝说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继续他的集体经济“副业”。
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是在1992年。当年3月1日凌晨3点钟，也即小平南巡讲话向全党传达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集党委委员开会，下达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储备得越多越好）。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回忆，父亲判断中国经济将面临新一轮的大发展，因此华西村要集中所有血本，奋力抢占市场。
吴仁宝的“豪赌”大获全胜，随后，全国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扬，一吨6000多元的铝锭，3个月就涨到了1．8万多元，外界盛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1999年，华西村在国内Ａ股市场上市，开创“村庄上市”的先例。2007年，华西村总资产超过16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4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8亿元。随后，周围20个村相继并入华西村，如今，华西村已扩展到3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万多人，“天下第一村”名副其实。
华西之魂
“老书记”的“三落”和“政治魅力”
多半时候，吴协恩称呼父亲为“老书记”，这让记者略感意外，吴仁宝的“政治魅力”似已超乎亲情之上。
上世纪60年代，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取得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其后不断获得荣誉，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以及最近的解放思想典型。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但吴仁宝却能精准拿捏时代，屡屡先人一步。
如此背景之下，华西村灵魂人物吴仁宝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的几次“波折”，反倒更显他的神奇。
吴仁宝的“第一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挂着黑板批斗。其间，二儿子吴协德曾被造反派揪住打得鼻青脸肿，吴仁宝气得要找造反派算账，但被妻子拉住。“父亲哭了，在我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吴协德说。
其后，好强的吴仁宝仕途顺利，担任过江阴县委书记，为打造“学大寨先进县”，强力推行“三三制”：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干部仅留1／3，结果1980年落选县党代表。这是吴的“第二落”，不多时，上级调他到苏州任职，他却请求回华西村。
“第三落”看似有点牵强：吴仁宝在连任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后，第九届却意外落选。通过旁人的描述，看得出，这“三落”对吴仁宝冲击不小，精明睿智的吴仁宝从中品悟更多，以致其后当各个时期的“典型”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时，唯独他这面红旗久久屹立。
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1980年代“醒”。
2003年7月5日，吴仁宝急流勇退，将担子交给儿子吴协恩。吴仁宝表示，他应该趁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的时候退下来，等到脑子不太清爽了，可能会说错话，影响华西村发展。
华西智慧
不跟风不盲从坚持经济建设
退下后，吴仁宝远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村民提到“老书记”，多是敬重和感激。围绕“老书
记”有颇多传奇，比如他捐出5000万的巨奖，比如老两口至今还住在上世纪70年代所建的简陋楼房里，比如他有一斤酒量但从不在酒桌上表现，还有他不喜欢坐飞机，去北京等地都甘愿开车长途颠簸等。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吴仁宝一个坚持几十年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天晚上，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许，吴仁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握中国的时代脉搏。
吴仁宝有句口头禅：做人一定要活络。1978年建设塑料纺织厂时，有人提及偷偷建五金厂时的窝囊，要求把工厂建得宽敞气派，吴仁宝的回答是：“量力而行，不讲排场，等经济效益上去了，一切再商量。”
小时候，吴仁宝喜欢听苏州评弹，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的精彩片断，常被吴仁宝信手拈来。这让他和知识水平不高的村民沟通时，多了一个直接有效的渠道。他教育华西村干部和村民的素材，多取自民间故事。顺理成章地，像“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听群众话”这样顺口溜式的吴仁宝语录，村民们自然也就很容易理解。
记者给吴仁宝提了两个问题，一是过去几十年遇到的最难的事情是什么，二是和年轻时相比，如今的吴仁宝有何不同。
吴仁宝的回答相当精彩。“千难万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难。”老人说。对于第二个问题，老人的回答是，现在比过去更能看到自己的缺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对华西村一直十分关注，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名号正出自他在上世纪70年代对华西村的调查报告。对于华西村何以红旗不倒，他的思考是吴仁宝领导下的华西村，不跟风、不盲从，一直坚持了经济建设的主线。
吴协恩对父亲的总结也是如此，这位华西村现任掌门一如其父的低调，他热情地接待各路访客，并自信地介绍：“华西现在发展更好！”
中国24岁大学生在校期间创办三家公司赚上千万
中国24岁大学生在校期间创办三家公司赚上千万 新华网
不到24岁，没有任何背景，从卖鞭炮、MP3起家，在校期间先后创办了三家公司。昨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大四学生龚世威自信地说，他所推广的银通卡预计今年销售会超过1亿元，明年将突破三个亿，他说，进大学时就给自己定下了奋斗目标是：要成为中国企业500强。
第一桶金：高中时办培训班
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戴着眼镜的他看起来睿智、稳重。昨日，记者见到龚世威时，就感觉到他超乎年龄的成熟，很难想象这位管理着三家公司的老总还是个不满24岁的在校大学生。
龚世威是湖北黄冈黄梅人，小学五年级时跟随父母来武汉定居。
“高中时，别的同学都爱看武侠小说，我却天天看创富书籍，想着要创业。”龚世威说，2003年，他参加完高考(Q吧)后，就和两个同学找到武汉的一家知名培训学校，成功说服了学校领导答应他们以这所培训学校的名义创办暑期补习班。之后，他又找到另一家培训学校，商议由他负责师资和招生，学校提供宿舍。短短两个月，龚世威就挣得了几千元。
分期付款卖MP3赚了10多万
2003 年夏天，龚世威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工程管理专业。
“当年圣诞节的时候，大伙想赚点钱出去玩，就想到在学校卖烟花。”怀揣着向一位广东同学借来的700 块钱，龚世威的烟花生意只进行了3天，就赚了3000多元。
“这次尝试成功后，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龚世威说，2004年他成立了红顶科技公司。这时，校园里流行起了MP3，但多数大学生的购买力弱，看的人远远比买的人多。龚世威利用部分厂商年底急着清货回款的心理，找到商家协商，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进到MP3，然后在学校推出分期付款购机业务。
只要是本校的同学，出示相关学生证和身份证，付40%的首期，就可以带一个MP3回家。后来，他还在其他学校增开了销售点，经营范围也扩展到手机、电脑等，最后，还推出了“零首付”业务。这一次，他赚了10多万。
为毕业生办托运获利30万
由于工作太忙，龚世威在大二的时候选择了休学一年。这个时候，他也迎来了创业的第一次大转折——成立自己的物流公司。
龚世威说，2006年夏天，他发现学校的毕业生离校时，都在贱卖自己的生活、学习用品。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托运不便。“当时只有邮政和中铁开通了托运业务，收费比较高，但生意非常好。”
经过市场调查，他发现物流公司利润非常高，市场前景也很好。龚世威高薪从其他物流公司挖来专业人员，了解全部运作流程后，买来一辆货车，注册成立了物流公司。“经过一年运作，公司已经赢利30多万元，有全职员工50多人。”龚世威骄傲地说。
银通卡：一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
2006年年底，他偶然得知央行一直封闭的预付费卡业务即将逐步放开，3于是开始积极争取。2006年，龚世威成立了自己的第三家公司——武汉银商通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与银通卡的合作机会。
在银通卡里存入现金，可以在指定的商场、超市、酒店里刷卡消费，还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在他的努力下，银通卡迅速在武汉市铺开。目前，银通卡可以在航空、百货、休闲等二十多个行业、三百多个场所刷卡消费。
龚世威说：“去年，我们的销售额就突破了三千万大关。今年预计销售会超过1亿元。到明年将突破3个亿。”
谈到今后的奋斗目标，龚世威说，进大学时，他给自己定下的创业目标是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从现在的资产和经营来看，达到这个目标应该没有问题。”龚世威很自信。
“大学生创业最难的就是融资和管理。在和别人谈生意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别人的利益。只有这样人家才会很愿意跟你谈，给你提供帮助。”
“创业要敢想敢做敢闯，有冲劲；要能够放得下面子，从小事做起；不能盲从，得认真考虑；最后，还要注重对心态的调整。”
“选择正确的创业行业非常重要，我所经营的无一例外都是高利润行业。利润点高的行业，虽然竞争大，但机遇也很多。”
“大学生创业一定会和课业有所冲突，要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应该有选择性地多读一些书，如果为了创业把学习放弃了，很不应该。”
——龚世威建言想创业的大学生
不到24岁，没有任何背景，从卖鞭炮、MP3起家，在校期间先后创办了三家公司。昨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大四学生龚世威自信地说，他所推广的银通卡预计今年销售会超过1亿元，明年将突破三个亿，他说，进大学时就给自己定下了奋斗目标是：要成为中国企业500强。
第一桶金：高中时办培训班
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戴着眼镜的他看起来睿智、稳重。昨日，记者见到龚世威时，就感觉到他超乎年龄的成熟，很难想象这位管理着三家公司的老总还是个不满24岁的在校大学生。
龚世威是湖北黄冈黄梅人，小学五年级时跟随父母来武汉定居。
“高中时，别的同学都爱看武侠小说，我却天天看创富书籍，想着要创业。”龚世威说，2003年，他参加完高考(Q吧)后，就和两个同学找到武汉的一家知名培训学校，成功说服了学校领导答应他们以这所培训学校的名义创办暑期补习班。之后，他又找到另一家培训学校，商议由他负责师资和招生，学校提供宿舍。短短两个月，龚世威就挣得了几千元。
分期付款卖MP3赚了10多万
2003 年夏天，龚世威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工程管理专业。
“当年圣诞节的时候，大伙想赚点钱出去玩，就想到在学校卖烟花。”怀揣着向一位广东同学借来的700 块钱，龚世威的烟花生意只进行了3天，就赚了3000多元。
“这次尝试成功后，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龚世威说，2004年他成立了红顶科技公司。这时，校园里流行起了MP3，但多数大学生的购买力弱，看的人远远比买的人多。龚世威利用部分厂商年底急着清货回款的心理，找到商家协商，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进到MP3，然后在学校推出分期付款购机业务。
只要是本校的同学，出示相关学生证和身份证，付40%的首期，就可以带一个MP3回家。后来，他还在其他学校增开了销售点，经营范围也扩展到手机、电脑等，最后，还推出了“零首付”业务。这一次，他赚了10多万。
为毕业生办托运获利30万
由于工作太忙，龚世威在大二的时候选择了休学一年。这个时候，他也迎来了创业的第一次大转折——成立自己的物流公司。
龚世威说，2006年夏天，他发现学校的毕业生离校时，都在贱卖自己的生活、学习用品。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托运不便。“当时只有邮政和中铁开通了托运业务，收费比较高，但生意非常好。”
经过市场调查，他发现物流公司利润非常高，市场前景也很好。龚世威高薪从其他物流公司挖来专业人员，了解全部运作流程后，买来一辆货车，注册成立了物流公司。“经过一年运作，公司已经赢利30多万元，有全职员工50多人。”龚世威骄傲地说。
银通卡：一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
2006年年底，他偶然得知央行一直封闭的预付费卡业务即将逐步放开，3于是开始积极争取。2006年，龚世威成立了自己的第三家公司——武汉银商通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与银通卡的合作机会。
在银通卡里存入现金，可以在指定的商场、超市、酒店里刷卡消费，还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在他的努力下，银通卡迅速在武汉市铺开。目前，银通卡可以在航空、百货、休闲等二十多个行业、三百多个场所刷卡消费。
龚世威说：“去年，我们的销售额就突破了三千万大关。今年预计销售会超过1亿元。到明年将突破3个亿。”
谈到今后的奋斗目标，龚世威说，进大学时，他给自己定下的创业目标是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从现在的资产和经营来看，达到这个目标应该没有问题。”龚世威很自信。
“大学生创业最难的就是融资和管理。在和别人谈生意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别人的利益。只有这样人家才会很愿意跟你谈，给你提供帮助。”
“创业要敢想敢做敢闯，有冲劲；要能够放得下面子，从小事做起；不能盲从，得认真考虑；最后，还要注重对心态的调整。”
“选择正确的创业行业非常重要，我所经营的无一例外都是高利润行业。利润点高的行业，虽然竞争大，但机遇也很多。”
“大学生创业一定会和课业有所冲突，要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应该有选择性地多读一些书，如果为了创业把学习放弃了，很不应该。”
——龚世威建言想创业的大学生
Tuesday, April 15, 2008
浙江遭遇全球定价权危机
浙江遭遇全球定价权危机：小商品指数暴跌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6日 01:40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刘华
外贸冰点：浙江遭遇全球定价权危机
4月14日，本报从中国义乌小商品城(99.17,-1.26,-1.25%,吧)获悉，“中国小商品指数”总指数十日内已暴跌近百点至1060.82，其规模指数、顾客人气指数和效益指数均至冰点。
无独有偶。本报记者获悉，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显示，今年3月出口价格指数为110.47点，比上期增长16.67%；出口景气指数为1006.00点，比上期下降22.82%，下降趋势明显。
中国小商品指数以位于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的数据为基础编制，是商务部单独就一类产品和一个市场发布的首个指数，它的编制与发布，对于增强中国小商品市场在全球小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则具有类似的功能。
而如今，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整个浙江。浙江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显示，其进出口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出口增幅分别下降3.4个和1.7个百分点，进口增幅则分别下降12.6和1.5个百分点。
浙江大学教授范晓屏分析，浙江拥有为数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珍珠、羊毛衫、打火机、眼镜、紧固件、造船等，这些由民营资本掌控的产业集群已占有较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被逼至生存临界点，定价权产生很大的影响。
定价权之忧
中国小商品指数近日暴跌。
义乌国际商贸城场内经营户分析，交易价格不断上浮，导致许多商品的竞争力丧失，许多外贸客户持观望态度甚至纷纷转移市场，是导致市场不景气的主要原因。
不景气令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民间转让价格有所回落。以福田市场的工艺品区为例，去年夏天，支付130万~140万元才能获得租赁权的摊位，目前大约只需要80万~90万元，缩水近三分之一。
同时，绍兴柯桥推出的“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也连创新低。据本报调查，由于订单锐减，绍兴某镇3月份先后有两家服装厂和一家以蕾丝花边为主业的面料厂倒闭。而绍兴市发改委调研则显示，纺织业已出现全线亏损的局面。
另外一个陷入困境的是浙江的珍珠产业。拿占全世界90%的原料珍珠市场份额的浙江诸暨山下湖(19.70,0.97,5.18%,吧)来看，也有着同样的遭遇。
山下湖镇副镇长姚江海称，去年山下湖珍珠销量高达150多亿元，其中当地企业自营出口额高达1.67亿美元。山下湖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养殖基地，该镇3000多养殖户控制了国内超过40万亩水面。
但山下湖镇珠宝级珍珠数量仅占总量的30%以上，其他均为中低端原料珠，去年其出口均价约为113美元/公斤，而国际采购商贴牌后售价高达800美元/公斤。
据介绍，中国珍珠年产量15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5%，产值却只占15%。在全球淡水珍珠60亿美元的年产值中，我国珍珠产业仅仅拥有6亿美元年产值。
所以，一个现实的焦虑是，山下湖人如何掌握珍珠产业定价权？
能否“突围”？
招商证券刘荣表示，本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以2006年宏观调控为分水岭，前期为“销量主导”阶段，如今则为“价格主导”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方式衍变为产能利用率提高、产品结构升级和规模效应带来盈利。经济的整合过程必定要从产品市场深入到要素市场，未来对资源类产品定价的权力实在非常重要。
那么，这场争夺定价权的热潮，能否成为浙江经济模式摆脱困境的现实路径？
4月9日，浙江省经贸委主任汤黎路率调研组深入绍兴工业企业调研蹲点，着力探讨传统产业的整合提升方式。
汤黎明称，在国务院新近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基础上，浙江地方政府还要“防止经济增幅回落过猛、过快、过广”的问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浙江经济的特点是产业集群，经济的外向度比较高。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浙江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区域特色十分突出。其中，工业总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360个，超过300亿元的也有14个，很多产业集群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地位。
去年以来，国内相继出现深圳“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苏州“盛泽丝绸化纤指数”和无锡“不锈钢价格指数”。业内专家指出，各类专业指数的发布运行，将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引导，避免无序竞争、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也将推动行业的升级转型，转变中国相关产业发展方式，提升竞争力。
浙江社科院研究员谷迎春认为，市场指数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企业还必须强化内功，提高产业和商品的竞争力。“我们还在不断地受制于终端大鳄，采购价格和市场条件更是大多被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业巨头所掌控。从指数采集和发布到掌握价格与谈判的话语权，还有较大的距离。”他说。
本报记者 刘华
外贸冰点：浙江遭遇全球定价权危机
4月14日，本报从中国义乌小商品城(99.17,-1.26,-1.25%,吧)获悉，“中国小商品指数”总指数十日内已暴跌近百点至1060.82，其规模指数、顾客人气指数和效益指数均至冰点。
无独有偶。本报记者获悉，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显示，今年3月出口价格指数为110.47点，比上期增长16.67%；出口景气指数为1006.00点，比上期下降22.82%，下降趋势明显。
中国小商品指数以位于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的数据为基础编制，是商务部单独就一类产品和一个市场发布的首个指数，它的编制与发布，对于增强中国小商品市场在全球小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则具有类似的功能。
而如今，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整个浙江。浙江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显示，其进出口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出口增幅分别下降3.4个和1.7个百分点，进口增幅则分别下降12.6和1.5个百分点。
浙江大学教授范晓屏分析，浙江拥有为数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珍珠、羊毛衫、打火机、眼镜、紧固件、造船等，这些由民营资本掌控的产业集群已占有较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被逼至生存临界点，定价权产生很大的影响。
定价权之忧
中国小商品指数近日暴跌。
义乌国际商贸城场内经营户分析，交易价格不断上浮，导致许多商品的竞争力丧失，许多外贸客户持观望态度甚至纷纷转移市场，是导致市场不景气的主要原因。
不景气令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民间转让价格有所回落。以福田市场的工艺品区为例，去年夏天，支付130万~140万元才能获得租赁权的摊位，目前大约只需要80万~90万元，缩水近三分之一。
同时，绍兴柯桥推出的“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也连创新低。据本报调查，由于订单锐减，绍兴某镇3月份先后有两家服装厂和一家以蕾丝花边为主业的面料厂倒闭。而绍兴市发改委调研则显示，纺织业已出现全线亏损的局面。
另外一个陷入困境的是浙江的珍珠产业。拿占全世界90%的原料珍珠市场份额的浙江诸暨山下湖(19.70,0.97,5.18%,吧)来看，也有着同样的遭遇。
山下湖镇副镇长姚江海称，去年山下湖珍珠销量高达150多亿元，其中当地企业自营出口额高达1.67亿美元。山下湖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养殖基地，该镇3000多养殖户控制了国内超过40万亩水面。
但山下湖镇珠宝级珍珠数量仅占总量的30%以上，其他均为中低端原料珠，去年其出口均价约为113美元/公斤，而国际采购商贴牌后售价高达800美元/公斤。
据介绍，中国珍珠年产量15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5%，产值却只占15%。在全球淡水珍珠60亿美元的年产值中，我国珍珠产业仅仅拥有6亿美元年产值。
所以，一个现实的焦虑是，山下湖人如何掌握珍珠产业定价权？
能否“突围”？
招商证券刘荣表示，本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以2006年宏观调控为分水岭，前期为“销量主导”阶段，如今则为“价格主导”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方式衍变为产能利用率提高、产品结构升级和规模效应带来盈利。经济的整合过程必定要从产品市场深入到要素市场，未来对资源类产品定价的权力实在非常重要。
那么，这场争夺定价权的热潮，能否成为浙江经济模式摆脱困境的现实路径？
4月9日，浙江省经贸委主任汤黎路率调研组深入绍兴工业企业调研蹲点，着力探讨传统产业的整合提升方式。
汤黎明称，在国务院新近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基础上，浙江地方政府还要“防止经济增幅回落过猛、过快、过广”的问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浙江经济的特点是产业集群，经济的外向度比较高。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浙江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区域特色十分突出。其中，工业总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360个，超过300亿元的也有14个，很多产业集群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地位。
去年以来，国内相继出现深圳“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苏州“盛泽丝绸化纤指数”和无锡“不锈钢价格指数”。业内专家指出，各类专业指数的发布运行，将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引导，避免无序竞争、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也将推动行业的升级转型，转变中国相关产业发展方式，提升竞争力。
浙江社科院研究员谷迎春认为，市场指数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企业还必须强化内功，提高产业和商品的竞争力。“我们还在不断地受制于终端大鳄，采购价格和市场条件更是大多被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业巨头所掌控。从指数采集和发布到掌握价格与谈判的话语权，还有较大的距离。”他说。
Sunday, April 13, 2008
赵薇炒房身家入“亿姐行列” 不惧风险逆市出手
赵薇炒房身家入“亿姐行列” 不惧风险逆市出手 腾讯娱乐
4月7日，作为已经走过6个年头的MusicRadio中国TOP排行榜颁奖晚会前预热的年度金曲颁奖会在京召开。赵薇的《天使旅行箱》和蔡依林的《爱情任务》获得了本次颁奖晚会的年度金曲奖。出道10年，赵薇变得成熟而历练，不但唱功不俗，演技也愈加圆熟，甚至对财富的打理也有一手功夫，使其不经意中挤进国内亿万富姐行列，但在采访时记者获悉，热衷炒楼的她对于股票却一窍不通。
身家位列“亿姐行列”
对外宣称不善理财的赵薇，把自己的演艺生涯经营得有声有色。有人替她算了笔账：从当年赵薇拍摄荧屏处女作《姐姐妹妹闯北京》时，一集片酬只有数百元到一两千元，《还珠格格》之后，赵薇片酬三级跳，到《京华烟云》时身价已经达到每集10万，40集下来达到400多万元。出道的三四年内，唱片销出270万张，收入4000万，她共拍了12个不同产品的广告，又有 3300多万的收入，再加上影视剧的片酬，身家已近一亿。而且还有一笔参加走穴商演和商业活动这方面的收入。横跨影、视、歌三个领域，赵薇取得不小的成就，且荷包满满。
炒房炒成“明星地主”
作为国内一线的影视明星，赵薇身价一涨再涨，除去演艺之外她还有什么生财之道？巨额资产究竟流向何方？我们从赵薇所购置的豪宅上就可以略见端倪。
赵薇最新的大手笔是在上海西郊豪掷近2000万购买的一座超级豪宅别墅“湖畔佳苑”。据业界人士透露，购买上海“湖畔佳苑”的富豪群体，不仅有像赵薇这样的大明星，还有上海不少跨国公司的高层以及台湾富豪。购买这样的豪宅，除去房款外，装修还需花上五六百万元，所以赵薇要想住进这套别墅估计要花掉将近3000万元。这种巨大的投入就是在演艺圈内也算是较少有的，天后王菲在北京的新居“晴翠园”别墅的售价也仅仅在1200万左右。
此外，赵薇这几年还先后在北京顺义的“财富公馆”、“晴翠园”别墅、亮马河大厦等地购买了多处别墅公寓。这样算下来，赵薇至少投资了5000万用在不动产方面。事业迅猛发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她都毫不含糊买下了多处房产。
不惧风险频频逆市出手
名人不动产创收已然不是什么秘密，并且由于香港楼市比内地发展得早，众多港台巨星很早就把炒楼作为时尚游戏，成龙、周星驰、刘德华等都是“炒楼高手”。或是看准豪宅的升值潜力，果断出手买入，然后出租或转手；或是买地买铺坐等升值再抛出。周星驰从1990年买入第一套房产，到2004 年开始买地皮，已经累积了价值近5亿元的地产，比拍戏收益更高，令周星驰短短几年间身家暴涨，成为2004年香港艺人首富。成龙大哥更是勇于开拓国际市场，曾以高价售出位于好莱坞比华利山的超级豪宅，净赚3000多万港元，再加上他在香港出售的物业，一年中仅炒楼就进账7000多万港元。
艺人不动产生财的榜样虽然比比皆是，但是赵薇和港台明星炒楼最大的不同，就是敢于逆市而上。因为当前的中国楼市正处调控期，一时间观望气氛浓厚，惟有赵薇依旧频频出手。然而中国近期持续出台多种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政策和措施，某些地方房产市场出现拐点，我们不禁为“小燕子”深捏一把冷汗。
专家建议
赵薇不妨借鉴其他一些明星的经营之道，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和交际圈来开店，这样的投资容易和有趣得多。位于上海新天地酒吧区的娱乐中心“东魅”，在上海滩几乎无人不晓，其后台老板有成龙、曾志伟、谭咏麟、钟丽缇等一帮股东。投资2300万元的“东魅”刚开张时，场面壮观得像是金像奖颁奖礼，众女星身穿性感华服，在闪烁不停的闪光灯和欢呼声中踏着红地毯步入。天王周杰伦也彻彻底底变成了“周董”，他整理自己从欧洲、曼谷买回来的古董货，开了一家古董店。无论是水晶吊灯，还是复古皮箱，各式商品琳琅满目。另外成龙的元禄回转寿司店、郭富城的法式料理餐厅、周华健的粤菜馆……也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
4月7日，作为已经走过6个年头的MusicRadio中国TOP排行榜颁奖晚会前预热的年度金曲颁奖会在京召开。赵薇的《天使旅行箱》和蔡依林的《爱情任务》获得了本次颁奖晚会的年度金曲奖。出道10年，赵薇变得成熟而历练，不但唱功不俗，演技也愈加圆熟，甚至对财富的打理也有一手功夫，使其不经意中挤进国内亿万富姐行列，但在采访时记者获悉，热衷炒楼的她对于股票却一窍不通。
身家位列“亿姐行列”
对外宣称不善理财的赵薇，把自己的演艺生涯经营得有声有色。有人替她算了笔账：从当年赵薇拍摄荧屏处女作《姐姐妹妹闯北京》时，一集片酬只有数百元到一两千元，《还珠格格》之后，赵薇片酬三级跳，到《京华烟云》时身价已经达到每集10万，40集下来达到400多万元。出道的三四年内，唱片销出270万张，收入4000万，她共拍了12个不同产品的广告，又有 3300多万的收入，再加上影视剧的片酬，身家已近一亿。而且还有一笔参加走穴商演和商业活动这方面的收入。横跨影、视、歌三个领域，赵薇取得不小的成就，且荷包满满。
炒房炒成“明星地主”
作为国内一线的影视明星，赵薇身价一涨再涨，除去演艺之外她还有什么生财之道？巨额资产究竟流向何方？我们从赵薇所购置的豪宅上就可以略见端倪。
赵薇最新的大手笔是在上海西郊豪掷近2000万购买的一座超级豪宅别墅“湖畔佳苑”。据业界人士透露，购买上海“湖畔佳苑”的富豪群体，不仅有像赵薇这样的大明星，还有上海不少跨国公司的高层以及台湾富豪。购买这样的豪宅，除去房款外，装修还需花上五六百万元，所以赵薇要想住进这套别墅估计要花掉将近3000万元。这种巨大的投入就是在演艺圈内也算是较少有的，天后王菲在北京的新居“晴翠园”别墅的售价也仅仅在1200万左右。
此外，赵薇这几年还先后在北京顺义的“财富公馆”、“晴翠园”别墅、亮马河大厦等地购买了多处别墅公寓。这样算下来，赵薇至少投资了5000万用在不动产方面。事业迅猛发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她都毫不含糊买下了多处房产。
不惧风险频频逆市出手
名人不动产创收已然不是什么秘密，并且由于香港楼市比内地发展得早，众多港台巨星很早就把炒楼作为时尚游戏，成龙、周星驰、刘德华等都是“炒楼高手”。或是看准豪宅的升值潜力，果断出手买入，然后出租或转手；或是买地买铺坐等升值再抛出。周星驰从1990年买入第一套房产，到2004 年开始买地皮，已经累积了价值近5亿元的地产，比拍戏收益更高，令周星驰短短几年间身家暴涨，成为2004年香港艺人首富。成龙大哥更是勇于开拓国际市场，曾以高价售出位于好莱坞比华利山的超级豪宅，净赚3000多万港元，再加上他在香港出售的物业，一年中仅炒楼就进账7000多万港元。
艺人不动产生财的榜样虽然比比皆是，但是赵薇和港台明星炒楼最大的不同，就是敢于逆市而上。因为当前的中国楼市正处调控期，一时间观望气氛浓厚，惟有赵薇依旧频频出手。然而中国近期持续出台多种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政策和措施，某些地方房产市场出现拐点，我们不禁为“小燕子”深捏一把冷汗。
专家建议
赵薇不妨借鉴其他一些明星的经营之道，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和交际圈来开店，这样的投资容易和有趣得多。位于上海新天地酒吧区的娱乐中心“东魅”，在上海滩几乎无人不晓，其后台老板有成龙、曾志伟、谭咏麟、钟丽缇等一帮股东。投资2300万元的“东魅”刚开张时，场面壮观得像是金像奖颁奖礼，众女星身穿性感华服，在闪烁不停的闪光灯和欢呼声中踏着红地毯步入。天王周杰伦也彻彻底底变成了“周董”，他整理自己从欧洲、曼谷买回来的古董货，开了一家古董店。无论是水晶吊灯，还是复古皮箱，各式商品琳琅满目。另外成龙的元禄回转寿司店、郭富城的法式料理餐厅、周华健的粤菜馆……也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
Friday, April 11, 2008
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辛苦攒的600多万赔了
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辛苦攒的600多万赔了(图) 中国青年报
翠花胡同在北京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像早春第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从这条狭长的胡同里冒了出来。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光荏苒，世事浮沉，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早上9点刚过，一辆轿车悄然停在饭馆门口，从车后门下来的人正是刘桂仙。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来，上点儿茶水！
我这人爱实话实说。这么地，我从头跟你说起，要不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就乱哩。打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你咋想起开小饭馆？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做出的菜比较好吃。
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到现在也是，在我家饭馆吃完哩，去了别家，味儿不对，又回来了，回头客忒多。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咋盖？我跟孩子他爸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呗。这么多孩子我咋养活？都是半大小子，正长呢。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照片：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我就去工商局了。我这个人跟一般女人不同，跟一般的男人也不一样。我想做啥事，只要不害天、不害地、不害人，我说做就做去，多苦我也做，想尽办法我也得做。
记得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远极了，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我家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要是一般人早坚持不下来了。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我还挺热情，劝我啥的。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我。“又来了，你坐吧。”我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
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那会儿没人开私人买卖，所以觉得新鲜呗。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哩。再去，他们就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是个次品，门上缺层漆，钱也就够买这样的，好的买不来。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流动资金，我根本没有，开张那天，手里只有36块钱。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让观众猜，我开张那天花了多少钱，没一人答对的，最少也猜5万哩，哈哈哈……
说36块钱，现在人听了，没人信，都是新闻。可我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唉呀，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那天，我家老头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我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那会儿，私人饭馆，仅此一家，大伙儿好奇呗！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我就靠这些鸭子，倒呵倒，倒了一个礼拜，我有钱哩！
有了钱，我就买鱼买肉，买这买那，可以做30多种菜了。大虾我也卖，王八我也卖，鳝鱼我也卖，都卖啦！东西都是我从三河、宝坻、香河那边背回来的。
饭馆刚开张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啥的。我没有，就去河北、天津，那边有农民的集市。哪天哪儿有集，我都打听好了。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起床，坐上火车、长途汽车我就去哩。买上两大包东西，到家就快中午了。赶紧拾掇、准备。孩子们还小，我家老头还上班，又不敢雇人，就我一人儿，又买又做，又搞卫生的。实在忙不过来，饭馆一天只能开一餐，就晚上营业。
也就我能开成，换个人，可能就开不成哩。我比白毛女都苦，睡觉苦、做饭苦、买东西也苦。平房房顶支了个塑料棚，顺墙竖个梯子，夜里爬上去，一家人睡里头。
唉呀，累死了累死了！都别提了，没把我累死。幸亏我那时身体好，壮得跟小老虎似的。现在，想想当时的累，我都要撞墙去。
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我也不算计成本，就想着怎么做，菜才好吃。我做的菜，都用香油腌渍，所以菜味浓，鲜香不腻。
一下子，我的菜出名嘞！好吃呵，还便宜，上我饭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小店只能放4张小桌，一点点大，还没有这桌子芯大。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我打电话通知。一打电话，准来，没有差过钟点的。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胡同里的小饭馆，他们是咋知道的？嘿——，那大使馆里头，不净是“特务”嘛。有一阵子，来吃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都进不来了。他们互相传唤，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都知道哩。
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看，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嘛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呵？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说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从我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
你知道吗，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一看来的记者多，我都想哭。为嘛？愁的。他们采访我，不是要耽误做饭，我也没工夫买菜了嘛。我家小厨房里有扇小窗户，后来，我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我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他们待在外头问，我一边炒菜一边回答。有些记者来了，吃完饭还不走，东瞅瞅、西看看，问长问短，恨不能住这儿，一来就连着好几天。
我周围的人思想还没转过来，不像现在，大家都羡慕有钱人。那个时候，别人看我就有气，大部分人认为我走的是资本主义，开私人买卖，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看来我饭馆吃饭的外国人这么多，就说我是里通外国。街坊邻居也跟我讲：“你不怕当特务？”“你现在就是特务！”“瞧好吧，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国家肯定会收拾你。”我说：“你们别吓唬我，我不就是因为孩子多，想挣口饭吃嘛，我不怕！”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晚上，一宿宿地睡不踏实。
头一年春节，提前一个礼拜，公安局的人把我叫去了，跟我打招呼说，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要上我家拜年，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别跟孩子们说，要保密。回家，我把饭馆里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两麻袋炮仗。
过年的时候，我家一下来了俩副总理，是姚依林和陈慕华。他们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再来我们悦宾饭馆，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所以来拜访拜访。
那天中午，正好有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吃的是饺子，在我这儿过年。姚依林和陈慕华来了以后，在饭馆各处走走、看看，嘱咐我要把孩子们管好，饭菜要做好，冷热分开，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菜要大众化。
哎呀，当时热闹极了！胡同里全是人，挤不动。我把两麻袋炮仗，全放了，放得那个凶呵。
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挣了钱，我就攒着。悦宾饭馆实在太小，我想扩大一下，可是没有地儿呵。我想买房，在胡同里东家问问，西家问问，没人想卖。最后卖房给我的这家，也费了好大劲儿，晚上过来跟人家说说话，送点菜吃吃，这才同意。我在鼓楼那边给他家买了房，还给了1万块钱的搬家费。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1万块抵现在的10万块呵。就这么着，我买下胡同里的这处房子，大小12间，又开了一家饭馆，孩子们给起了个名叫“悦仙美食”。
到这会儿，孩子们来帮我，当服务员、搞卫生、买菜啥的。有的干着干着跑哩，外头玩一天才回来。有回，让我家老五去买菜，他骑上车，拿着筐走哩。都到下午人还没回来。我着急，出去找，一看，菜筐搁在马路边，他看人家打架去了。
个体户后来就多了，饭馆开得遍地都是。瞧我家生意这么火，可能受我的启发，翠花胡同里，一下就冒出七八家饭馆。但是闹了一阵儿，都不行，最后全关张了，哈哈哈……。我哪儿也没搬，就在这个胡同里，不管刮风下雨，照样有人来我饭馆吃饭。
哎呀！那时候，一趟趟街，红火得不得了。我们这边的东四大街，个体店多着呢，卖衣服的、开饭馆的，门面比我大好多。可你现在瞅瞅，剩下的没几家。有赔了，有暴发后都挥霍了，抽白面儿、逛窑子、进监狱，自己把自己断送了，啥样的都有。还有现在搁家待着的，有离婚的，当然，也有更发达的，那是少数。
生意好做那阵儿，挣了钱的年轻人，常上我家饭馆吃喝。听他们说话、谈事呵，不靠谱，我不喜欢。他们净吹，我就揭他们的短。我跟他们说：“你们这帮小家伙，都是短命鬼，这么干，长远不了。”“嘿——，你是老一套。做生意哪有不吹的？跟你开饭馆不一样，像你的菜，人家一尝就知道了。”他们说我。
我家干得早，那会儿也算是有钱了，但我家孩子没那些坏毛病。像走路摇摇晃晃呵、赌钱、胡吃海喝，在外头弄仨俩个（女人）的，都没有。我发过誓，有我活着，家里人就不准搓麻将，不能赌、不能嫖。年年大年初一，我都在全家人面前说一顿。
我家老三喜欢古玩、旧家具。那会儿，他跟我要8万块钱做本，去外头收购，我没给。到现在，他还满怨我，说我当年要是给了这钱，他就发大了。不过，现在他干得挺好，弄了个不小的古玩店，上广西、广东那边收旧家具，用火车运回来。自己再修修补补，鼓捣鼓捣卖出去，这样干了20多年，挣了点钱。
虽然我挣过钱，可我心里一直觉得没钱。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这事过去10来年了。咋赔的？干了个木器厂，栽了个大跟头，不懂，外行呗，结果赔喽。开始，我不想干，想开饭馆，我家老五说，开饭馆太累、太操心，挣不了大钱。咱家也弄个厂子，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他（老五）特聪明，虽没有太多文化，但干事像个文化人。那些年，大家都买房呀，搞屋内装修呵，建材市场也好，我让他给说活心了，那就干吧！木器厂就在小汤山我现在住的那个村里，租了好几十亩地，盖了好多厂房，配了好多机器，哎呀，好大的院子，满院都是松树，特别好！我家开的木器厂，主要做门、地板。
可厂子没让我挣钱，反而赔了。一是该账，这家拿了我的货，钱该着，那家也该着，该来该去，钱就要不回来了；二是隔行如隔山，门做得不对。我开饭馆实在，做门也实在，我家干的门，全实木的，鞬沉。别人做的门框，都是木板的，飘轻。我家门一安上去，就拽歪了，结果人家就说质量有问题。可看看我家的门，瞅哪，哪儿也没毛病，都没法修。反正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厂子完了。
看着不行，厂子关了，剩了好多东西。去年，不死心，再试试，又接着干。还是赔，又赔进去几十万，年底，关吧，这回是彻底洗手不干了。厂房租出去了，可接手的那个人就挣钱，也是做门，不过做的是防盗门。
哎呀！这个木器厂，赔了我600多万呢，把我这些年攒的钱，都赔完了。当初，我要是拿这钱开个大饭馆，可能就成功了。傻了呗，让鬼迷上哩！赔了那么多钱，留下一辈子的烙印，我可心痛了，心脏都坏了，做了搭桥手术，才好起来。现在，我都不能提这事，一提，我家老五就掉眼泪，“唰唰”地哭。这步走错了，错就错了呗，他是我儿子，拿钱干事业，也不是抽白面儿了，我不怨他。
所以，再也不敢出去干啥，怕啦！别人都说我买卖挺好，出去再干一家饭馆吧。其实，我现在有能力再开一家，但我不想开了，我够了，知足哩，我不想死在这上头。当初，我身体好着呢，人又精又灵。弄了俩饭馆，把我累完了，累傻了。一身的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腿还拐。你看我都快80岁的人了，还得天天来。
我家小饭馆能坚持下来，靠啥？靠菜好、靠心眼好、靠做人实在
我把菜当命！
像我这俩馆子，开在这么僻静的胡同里，离胡同口还有好几十米远。现在，开了快30年，要是一般的小馆子，早就不行哩，可我的还挺火。前天，北京刮那么大的风，照样有人来吃饭。天天不光客满，还能翻桌，尤其晚上翻得多。
我家小饭馆能坚持下来，靠啥？靠菜好、靠心眼好、靠做人实在！我的肉丝，四两就是四两，原汁原味原做法，不过油，不过水。有年，张家口那边地震，解放军救人，手都扒破了，我看电视瞧见了，买了一车手套给送去，我把车牌号用纸盖上，谁都没告诉。
这几年，外头的饭馆，一会儿流行这个，一会儿流行那个，像什么麻辣烫、水煮鱼、小龙虾的，我家不跟风，还是我的那些菜。现在，年轻的厨子不像我们那么讲究，做菜不上心、不入脑，怎么省事怎么来，把菜都给改喽。还有好多馆子，做菜先发酵，往里加东西，排骨小块的发成大块的，肉丝少的发成多的。再一过油，能涨出一半来，全是骗人的。
一样的东西，为嘛做出来味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加工大，比如我做盘鸭子，要走五道工序才好，别人可能一次就上桌了。我家的菜，也算不上是北京菜，老北京就没菜，打不起菜系来。能打起菜系的，有鲁菜、川菜、淮扬菜、粤菜啥的。我家的菜，就是我自个的菜系。招牌菜有锅扒豆腐、蒜泥肘子、锅烧鸭……，一般老主顾来了都点这些菜。好多菜是我自创的，像那道“五丝桶”，有姜丝、葱丝、猪肉丝、鸡肉丝、芹菜丝，蘸上酱，用鸡蛋皮卷着吃。
我家厨子，都不是从外边招来的，外头来的厨子不会做我家的菜，所以我招不到厨子。我现在用的厨子，开始都是在我家打杂、洗碗，当服务员的，是我手把手，一点点教出来的。有人都干一二十年了，也没走。
我为嘛天天都来？我就是一个把关的，来看着，监督的，我家的厨子管我叫“技术总监”。天天开门前，我都要叨唠叨唠，嘱咐嘱咐。营业的时候，我在餐厅里一坐，哪道菜上来，我不用尝，一瞅菜的颜色，一闻味儿，我就知道菜做的咋样，下的什么料，火候怎样。如果菜做得不好，我马上就奔后厨去。
我做菜的秘诀是啥？这个我不能告诉你，这方面我还有点儿保守。别人请我出去演讲，让我说说咋样做菜，一般的菜我讲讲，像怎么拌凉菜，怎么和饺子馅啦，其它的我不说。都说出去了，我的馆子还吃什么？嘿嘿嘿……
去年，我出去了一年，专门去吃别人家的菜，不怕花钱。大馆子吃吃，小馆子也吃吃。吃下来，感觉都不抵我家的菜好吃，我还跟人家的厨子干过架。那是一家三星级饭店，我点了一份鲍鱼，上来的是一盘小蒜。我说我点的是鲍鱼呵，咋上来一盘小葱呢？他们在盘里拨拉半天，从下边夹出这么大点的鲍鱼来。我说你们这么做菜不对，这是卖鲍鱼呵，还是卖葱呵？你可以在鲍鱼上撒点小葱，点缀点缀，可你不能铺厚厚一层呵。我说我不吃，你们给我重做。争吵了半天，给我重新做哩。结果，还是吃不得，鞬咸鞬咸的。装修得那么豪华，菜做得这么差，这不是砸买卖吗？
我比一般上班的人都辛苦。我住在小汤山，每天过来得走七十八里地，路上堵车要一个半小时，不堵也得一个钟头。可我在家待不得，我试过。不来饭馆，搁家待着，三天，我就完了，浑身不舒服，人立不起来，没有精神，跟死了一样，还净想些不够本的事。待在饭馆里，一会儿干干这个，一会儿忙忙那个，一天过得可快，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呗！
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着来我饭馆吃饭的人，吃得满意，跟我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现在，一个菜都好几十块钱，做出的菜不好吃，让客人吃了心里不舒服，不是要挨骂吗？我怕把牌子砸了，砸了牌子，就得关张。
别小瞧我的俩饭馆，它们虽然小，但却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一大家子人呢
从开张到现在，我这儿没断过记者。现在不像开始那么多，但隔三差五总有来的，大部分记者对我都挺尊敬。但是去年，来了一拨电视台的记者，不咋样。那个女的，个子瞅着跟你差不多，挺年轻。她拿我当下三滥老太太，说话损我。一进来就说，给你拍电视，你算是不花钱做了广告。这话我不爱听，我说咱们是互相帮助，你们做节目，不得有内容才行？
我问她想采访哪方面？她脸一板，说：“你一个个体户老太太，有啥好采访的。”他们坐在包间里，嘀嘀咕咕了好半天，然后喊我进去，跟我说：“你坐这儿，问你啥，你就回答啥。”
他们问：“你家的菜为啥好吃，是怎么配料、搁了啥东西，怎么炒的？”我说这个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权利。她一听火起来了：“不是说好了，叫你说啥你就说啥！”我也生气了，说：“你要叫我死，我就去死哩？你也太小瞧我这老太太了。告诉你，我接待过的记者，有好几千呢，没有不尊重我的，没见过像你这号的。你瞧不起我，我还看不上你呢，敢来这里摔打我，都出去！”
别小瞧我的俩饭馆，它们虽然小，但却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一大家子人呢。现在，还有二十来个伙计在这里干活。这十来年，每个月，我家都交6000~7000块的税呢。
刚开饭馆那会儿，孩子们一个都没结婚，后来一个个都结婚了。除老三以外，我给他们全买了楼房。我家里以前有6辆车，太多，用不着，卖了两辆。现在有4辆车，两台面包车用来拉货、买菜。我以前坐的是“奥迪”，使十来年了，现在换了一辆新车，花了26万，我不知道叫啥名儿，跟奥迪一般大。我在小汤山有一处宅子，占地有一亩。前些年，我花了40万翻盖的，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苦我也吃过，福也享哩。我有一样没享受，就是拿上钱，去全国各省走走、玩玩，我没去，没舍得，也没工夫。我老家的人，把一处旧宅子给我里外装修，换了新床，通了上下水，漂亮极了。他们开车接我回去住，刚待了一个月，我老头就打电话，说饭馆菜的质量下降了，赶紧回来吧。这不，我再哪儿也不敢去了。
我好什么？嘿嘿嘿……，我就好我的菜，一门心思钻在饭馆里，拔也拔不出来了。这么些年，我安心照管着俩饭馆。饭馆收入挺稳定，起伏不大。我老头、俩儿媳现在也帮我照看着。我手上，现在没什么钱了，挣的钱，一月一分，算发工资，每月每人6000块。
我有一个孙子，其他都是孙女，虽然我没照看过他们，但我都给钱了。现在，他们都大学毕业了。过年过节，放假了，全给我回饭馆干活，这是我家的规矩。春节，伙计们能走一半，回家过年去，我家饭馆照样开门，全家人都来饭馆忙活儿。
我不想让它倒闭，开到哪儿算哪儿。这不嘛，我让我孙子回来了，看他是不是那块料，现在瞅着，还可以。他学的就是饮食，毕业后我让他回家来，在家干，我培养他，教他些技术、管理。他曾经出去干过一年，也是干饭店，是一个华侨开的，规矩大了去了。假如一上午，连着去两趟厕所就要扣分，再厉害点儿，就是开除。一个月才开600块钱，没把他累死，走道都迈不开步了。
他乐意在我的饭馆里干，不觉得自家店小。他和他妈负责买菜，开车去南城的新发地，买一次使两天，不够在近处再买点。将来是不是把饭馆交给他，我还没这么说，先看看他出不出息。别瞅着这饭馆不大，可婆婆妈妈的事多极了，操心着呢！你看看，一天天要买菜、做菜、搞卫生，20多号伙计要管理好。卫生是大事吧，饭菜质量也是件大事。没有内行管，说出事就出事，就是专家来了，也不一定能干好。
开饭馆不像卖衣服，不好了，给客人换一件就行。这做的是入嘴的东西，一旦把人吃坏喽，负不起那个责任。不跟你吹，我家这些年，大小事没出过。这不，要开奥运会了，各方面工作要抓起来，保证我家饭馆不出事情。
翠花胡同在北京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像早春第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从这条狭长的胡同里冒了出来。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光荏苒，世事浮沉，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早上9点刚过，一辆轿车悄然停在饭馆门口，从车后门下来的人正是刘桂仙。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来，上点儿茶水！
我这人爱实话实说。这么地，我从头跟你说起，要不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就乱哩。打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你咋想起开小饭馆？因为我是一个做饭的，做出的菜比较好吃。
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到现在也是，在我家饭馆吃完哩，去了别家，味儿不对，又回来了，回头客忒多。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咋盖？我跟孩子他爸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呗。这么多孩子我咋养活？都是半大小子，正长呢。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照片：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我就去工商局了。我这个人跟一般女人不同，跟一般的男人也不一样。我想做啥事，只要不害天、不害地、不害人，我说做就做去，多苦我也做，想尽办法我也得做。
记得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远极了，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我家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要是一般人早坚持不下来了。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我还挺热情，劝我啥的。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我。“又来了，你坐吧。”我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
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那会儿没人开私人买卖，所以觉得新鲜呗。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哩。再去，他们就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是个次品，门上缺层漆，钱也就够买这样的，好的买不来。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流动资金，我根本没有，开张那天，手里只有36块钱。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让观众猜，我开张那天花了多少钱，没一人答对的，最少也猜5万哩，哈哈哈……
说36块钱，现在人听了，没人信，都是新闻。可我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唉呀，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那天，我家老头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我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那会儿，私人饭馆，仅此一家，大伙儿好奇呗！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我就靠这些鸭子，倒呵倒，倒了一个礼拜，我有钱哩！
有了钱，我就买鱼买肉，买这买那，可以做30多种菜了。大虾我也卖，王八我也卖，鳝鱼我也卖，都卖啦！东西都是我从三河、宝坻、香河那边背回来的。
饭馆刚开张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啥的。我没有，就去河北、天津，那边有农民的集市。哪天哪儿有集，我都打听好了。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起床，坐上火车、长途汽车我就去哩。买上两大包东西，到家就快中午了。赶紧拾掇、准备。孩子们还小，我家老头还上班，又不敢雇人，就我一人儿，又买又做，又搞卫生的。实在忙不过来，饭馆一天只能开一餐，就晚上营业。
也就我能开成，换个人，可能就开不成哩。我比白毛女都苦，睡觉苦、做饭苦、买东西也苦。平房房顶支了个塑料棚，顺墙竖个梯子，夜里爬上去，一家人睡里头。
唉呀，累死了累死了！都别提了，没把我累死。幸亏我那时身体好，壮得跟小老虎似的。现在，想想当时的累，我都要撞墙去。
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我也不算计成本，就想着怎么做，菜才好吃。我做的菜，都用香油腌渍，所以菜味浓，鲜香不腻。
一下子，我的菜出名嘞！好吃呵，还便宜，上我饭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小店只能放4张小桌，一点点大，还没有这桌子芯大。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我打电话通知。一打电话，准来，没有差过钟点的。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胡同里的小饭馆，他们是咋知道的？嘿——，那大使馆里头，不净是“特务”嘛。有一阵子，来吃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都进不来了。他们互相传唤，你告诉我，我告诉你，都知道哩。
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看，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嘛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呵？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说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从我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
你知道吗，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一看来的记者多，我都想哭。为嘛？愁的。他们采访我，不是要耽误做饭，我也没工夫买菜了嘛。我家小厨房里有扇小窗户，后来，我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我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他们待在外头问，我一边炒菜一边回答。有些记者来了，吃完饭还不走，东瞅瞅、西看看，问长问短，恨不能住这儿，一来就连着好几天。
我周围的人思想还没转过来，不像现在，大家都羡慕有钱人。那个时候，别人看我就有气，大部分人认为我走的是资本主义，开私人买卖，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看来我饭馆吃饭的外国人这么多，就说我是里通外国。街坊邻居也跟我讲：“你不怕当特务？”“你现在就是特务！”“瞧好吧，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国家肯定会收拾你。”我说：“你们别吓唬我，我不就是因为孩子多，想挣口饭吃嘛，我不怕！”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晚上，一宿宿地睡不踏实。
头一年春节，提前一个礼拜，公安局的人把我叫去了，跟我打招呼说，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要上我家拜年，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别跟孩子们说，要保密。回家，我把饭馆里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两麻袋炮仗。
过年的时候，我家一下来了俩副总理，是姚依林和陈慕华。他们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再来我们悦宾饭馆，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所以来拜访拜访。
那天中午，正好有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吃的是饺子，在我这儿过年。姚依林和陈慕华来了以后，在饭馆各处走走、看看，嘱咐我要把孩子们管好，饭菜要做好，冷热分开，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菜要大众化。
哎呀，当时热闹极了！胡同里全是人，挤不动。我把两麻袋炮仗，全放了，放得那个凶呵。
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挣了钱，我就攒着。悦宾饭馆实在太小，我想扩大一下，可是没有地儿呵。我想买房，在胡同里东家问问，西家问问，没人想卖。最后卖房给我的这家，也费了好大劲儿，晚上过来跟人家说说话，送点菜吃吃，这才同意。我在鼓楼那边给他家买了房，还给了1万块钱的搬家费。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1万块抵现在的10万块呵。就这么着，我买下胡同里的这处房子，大小12间，又开了一家饭馆，孩子们给起了个名叫“悦仙美食”。
到这会儿，孩子们来帮我，当服务员、搞卫生、买菜啥的。有的干着干着跑哩，外头玩一天才回来。有回，让我家老五去买菜，他骑上车，拿着筐走哩。都到下午人还没回来。我着急，出去找，一看，菜筐搁在马路边，他看人家打架去了。
个体户后来就多了，饭馆开得遍地都是。瞧我家生意这么火，可能受我的启发，翠花胡同里，一下就冒出七八家饭馆。但是闹了一阵儿，都不行，最后全关张了，哈哈哈……。我哪儿也没搬，就在这个胡同里，不管刮风下雨，照样有人来我饭馆吃饭。
哎呀！那时候，一趟趟街，红火得不得了。我们这边的东四大街，个体店多着呢，卖衣服的、开饭馆的，门面比我大好多。可你现在瞅瞅，剩下的没几家。有赔了，有暴发后都挥霍了，抽白面儿、逛窑子、进监狱，自己把自己断送了，啥样的都有。还有现在搁家待着的，有离婚的，当然，也有更发达的，那是少数。
生意好做那阵儿，挣了钱的年轻人，常上我家饭馆吃喝。听他们说话、谈事呵，不靠谱，我不喜欢。他们净吹，我就揭他们的短。我跟他们说：“你们这帮小家伙，都是短命鬼，这么干，长远不了。”“嘿——，你是老一套。做生意哪有不吹的？跟你开饭馆不一样，像你的菜，人家一尝就知道了。”他们说我。
我家干得早，那会儿也算是有钱了，但我家孩子没那些坏毛病。像走路摇摇晃晃呵、赌钱、胡吃海喝，在外头弄仨俩个（女人）的，都没有。我发过誓，有我活着，家里人就不准搓麻将，不能赌、不能嫖。年年大年初一，我都在全家人面前说一顿。
我家老三喜欢古玩、旧家具。那会儿，他跟我要8万块钱做本，去外头收购，我没给。到现在，他还满怨我，说我当年要是给了这钱，他就发大了。不过，现在他干得挺好，弄了个不小的古玩店，上广西、广东那边收旧家具，用火车运回来。自己再修修补补，鼓捣鼓捣卖出去，这样干了20多年，挣了点钱。
虽然我挣过钱，可我心里一直觉得没钱。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这事过去10来年了。咋赔的？干了个木器厂，栽了个大跟头，不懂，外行呗，结果赔喽。开始，我不想干，想开饭馆，我家老五说，开饭馆太累、太操心，挣不了大钱。咱家也弄个厂子，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他（老五）特聪明，虽没有太多文化，但干事像个文化人。那些年，大家都买房呀，搞屋内装修呵，建材市场也好，我让他给说活心了，那就干吧！木器厂就在小汤山我现在住的那个村里，租了好几十亩地，盖了好多厂房，配了好多机器，哎呀，好大的院子，满院都是松树，特别好！我家开的木器厂，主要做门、地板。
可厂子没让我挣钱，反而赔了。一是该账，这家拿了我的货，钱该着，那家也该着，该来该去，钱就要不回来了；二是隔行如隔山，门做得不对。我开饭馆实在，做门也实在，我家干的门，全实木的，鞬沉。别人做的门框，都是木板的，飘轻。我家门一安上去，就拽歪了，结果人家就说质量有问题。可看看我家的门，瞅哪，哪儿也没毛病，都没法修。反正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厂子完了。
看着不行，厂子关了，剩了好多东西。去年，不死心，再试试，又接着干。还是赔，又赔进去几十万，年底，关吧，这回是彻底洗手不干了。厂房租出去了，可接手的那个人就挣钱，也是做门，不过做的是防盗门。
哎呀！这个木器厂，赔了我600多万呢，把我这些年攒的钱，都赔完了。当初，我要是拿这钱开个大饭馆，可能就成功了。傻了呗，让鬼迷上哩！赔了那么多钱，留下一辈子的烙印，我可心痛了，心脏都坏了，做了搭桥手术，才好起来。现在，我都不能提这事，一提，我家老五就掉眼泪，“唰唰”地哭。这步走错了，错就错了呗，他是我儿子，拿钱干事业，也不是抽白面儿了，我不怨他。
所以，再也不敢出去干啥，怕啦！别人都说我买卖挺好，出去再干一家饭馆吧。其实，我现在有能力再开一家，但我不想开了，我够了，知足哩，我不想死在这上头。当初，我身体好着呢，人又精又灵。弄了俩饭馆，把我累完了，累傻了。一身的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腿还拐。你看我都快80岁的人了，还得天天来。
我家小饭馆能坚持下来，靠啥？靠菜好、靠心眼好、靠做人实在
我把菜当命！
像我这俩馆子，开在这么僻静的胡同里，离胡同口还有好几十米远。现在，开了快30年，要是一般的小馆子，早就不行哩，可我的还挺火。前天，北京刮那么大的风，照样有人来吃饭。天天不光客满，还能翻桌，尤其晚上翻得多。
我家小饭馆能坚持下来，靠啥？靠菜好、靠心眼好、靠做人实在！我的肉丝，四两就是四两，原汁原味原做法，不过油，不过水。有年，张家口那边地震，解放军救人，手都扒破了，我看电视瞧见了，买了一车手套给送去，我把车牌号用纸盖上，谁都没告诉。
这几年，外头的饭馆，一会儿流行这个，一会儿流行那个，像什么麻辣烫、水煮鱼、小龙虾的，我家不跟风，还是我的那些菜。现在，年轻的厨子不像我们那么讲究，做菜不上心、不入脑，怎么省事怎么来，把菜都给改喽。还有好多馆子，做菜先发酵，往里加东西，排骨小块的发成大块的，肉丝少的发成多的。再一过油，能涨出一半来，全是骗人的。
一样的东西，为嘛做出来味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加工大，比如我做盘鸭子，要走五道工序才好，别人可能一次就上桌了。我家的菜，也算不上是北京菜，老北京就没菜，打不起菜系来。能打起菜系的，有鲁菜、川菜、淮扬菜、粤菜啥的。我家的菜，就是我自个的菜系。招牌菜有锅扒豆腐、蒜泥肘子、锅烧鸭……，一般老主顾来了都点这些菜。好多菜是我自创的，像那道“五丝桶”，有姜丝、葱丝、猪肉丝、鸡肉丝、芹菜丝，蘸上酱，用鸡蛋皮卷着吃。
我家厨子，都不是从外边招来的，外头来的厨子不会做我家的菜，所以我招不到厨子。我现在用的厨子，开始都是在我家打杂、洗碗，当服务员的，是我手把手，一点点教出来的。有人都干一二十年了，也没走。
我为嘛天天都来？我就是一个把关的，来看着，监督的，我家的厨子管我叫“技术总监”。天天开门前，我都要叨唠叨唠，嘱咐嘱咐。营业的时候，我在餐厅里一坐，哪道菜上来，我不用尝，一瞅菜的颜色，一闻味儿，我就知道菜做的咋样，下的什么料，火候怎样。如果菜做得不好，我马上就奔后厨去。
我做菜的秘诀是啥？这个我不能告诉你，这方面我还有点儿保守。别人请我出去演讲，让我说说咋样做菜，一般的菜我讲讲，像怎么拌凉菜，怎么和饺子馅啦，其它的我不说。都说出去了，我的馆子还吃什么？嘿嘿嘿……
去年，我出去了一年，专门去吃别人家的菜，不怕花钱。大馆子吃吃，小馆子也吃吃。吃下来，感觉都不抵我家的菜好吃，我还跟人家的厨子干过架。那是一家三星级饭店，我点了一份鲍鱼，上来的是一盘小蒜。我说我点的是鲍鱼呵，咋上来一盘小葱呢？他们在盘里拨拉半天，从下边夹出这么大点的鲍鱼来。我说你们这么做菜不对，这是卖鲍鱼呵，还是卖葱呵？你可以在鲍鱼上撒点小葱，点缀点缀，可你不能铺厚厚一层呵。我说我不吃，你们给我重做。争吵了半天，给我重新做哩。结果，还是吃不得，鞬咸鞬咸的。装修得那么豪华，菜做得这么差，这不是砸买卖吗？
我比一般上班的人都辛苦。我住在小汤山，每天过来得走七十八里地，路上堵车要一个半小时，不堵也得一个钟头。可我在家待不得，我试过。不来饭馆，搁家待着，三天，我就完了，浑身不舒服，人立不起来，没有精神，跟死了一样，还净想些不够本的事。待在饭馆里，一会儿干干这个，一会儿忙忙那个，一天过得可快，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呗！
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着来我饭馆吃饭的人，吃得满意，跟我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现在，一个菜都好几十块钱，做出的菜不好吃，让客人吃了心里不舒服，不是要挨骂吗？我怕把牌子砸了，砸了牌子，就得关张。
别小瞧我的俩饭馆，它们虽然小，但却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一大家子人呢
从开张到现在，我这儿没断过记者。现在不像开始那么多，但隔三差五总有来的，大部分记者对我都挺尊敬。但是去年，来了一拨电视台的记者，不咋样。那个女的，个子瞅着跟你差不多，挺年轻。她拿我当下三滥老太太，说话损我。一进来就说，给你拍电视，你算是不花钱做了广告。这话我不爱听，我说咱们是互相帮助，你们做节目，不得有内容才行？
我问她想采访哪方面？她脸一板，说：“你一个个体户老太太，有啥好采访的。”他们坐在包间里，嘀嘀咕咕了好半天，然后喊我进去，跟我说：“你坐这儿，问你啥，你就回答啥。”
他们问：“你家的菜为啥好吃，是怎么配料、搁了啥东西，怎么炒的？”我说这个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权利。她一听火起来了：“不是说好了，叫你说啥你就说啥！”我也生气了，说：“你要叫我死，我就去死哩？你也太小瞧我这老太太了。告诉你，我接待过的记者，有好几千呢，没有不尊重我的，没见过像你这号的。你瞧不起我，我还看不上你呢，敢来这里摔打我，都出去！”
别小瞧我的俩饭馆，它们虽然小，但却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一大家子人呢。现在，还有二十来个伙计在这里干活。这十来年，每个月，我家都交6000~7000块的税呢。
刚开饭馆那会儿，孩子们一个都没结婚，后来一个个都结婚了。除老三以外，我给他们全买了楼房。我家里以前有6辆车，太多，用不着，卖了两辆。现在有4辆车，两台面包车用来拉货、买菜。我以前坐的是“奥迪”，使十来年了，现在换了一辆新车，花了26万，我不知道叫啥名儿，跟奥迪一般大。我在小汤山有一处宅子，占地有一亩。前些年，我花了40万翻盖的，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苦我也吃过，福也享哩。我有一样没享受，就是拿上钱，去全国各省走走、玩玩，我没去，没舍得，也没工夫。我老家的人，把一处旧宅子给我里外装修，换了新床，通了上下水，漂亮极了。他们开车接我回去住，刚待了一个月，我老头就打电话，说饭馆菜的质量下降了，赶紧回来吧。这不，我再哪儿也不敢去了。
我好什么？嘿嘿嘿……，我就好我的菜，一门心思钻在饭馆里，拔也拔不出来了。这么些年，我安心照管着俩饭馆。饭馆收入挺稳定，起伏不大。我老头、俩儿媳现在也帮我照看着。我手上，现在没什么钱了，挣的钱，一月一分，算发工资，每月每人6000块。
我有一个孙子，其他都是孙女，虽然我没照看过他们，但我都给钱了。现在，他们都大学毕业了。过年过节，放假了，全给我回饭馆干活，这是我家的规矩。春节，伙计们能走一半，回家过年去，我家饭馆照样开门，全家人都来饭馆忙活儿。
我不想让它倒闭，开到哪儿算哪儿。这不嘛，我让我孙子回来了，看他是不是那块料，现在瞅着，还可以。他学的就是饮食，毕业后我让他回家来，在家干，我培养他，教他些技术、管理。他曾经出去干过一年，也是干饭店，是一个华侨开的，规矩大了去了。假如一上午，连着去两趟厕所就要扣分，再厉害点儿，就是开除。一个月才开600块钱，没把他累死，走道都迈不开步了。
他乐意在我的饭馆里干，不觉得自家店小。他和他妈负责买菜，开车去南城的新发地，买一次使两天，不够在近处再买点。将来是不是把饭馆交给他，我还没这么说，先看看他出不出息。别瞅着这饭馆不大，可婆婆妈妈的事多极了，操心着呢！你看看，一天天要买菜、做菜、搞卫生，20多号伙计要管理好。卫生是大事吧，饭菜质量也是件大事。没有内行管，说出事就出事，就是专家来了，也不一定能干好。
开饭馆不像卖衣服，不好了，给客人换一件就行。这做的是入嘴的东西，一旦把人吃坏喽，负不起那个责任。不跟你吹，我家这些年，大小事没出过。这不，要开奥运会了，各方面工作要抓起来，保证我家饭馆不出事情。
Tuesday, April 08, 2008
广东企业迁移调查：利益与成本再选择
广东企业迁移调查：利益与成本再选择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2日 17:12 《商务周刊》杂志
“珠三角有上万家外资企业倒闭或外迁。”2008年3月初，《华尔街日报》的这则消息引起了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关注。“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此事。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发展，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珠三角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当年，珠三角制造业快速崛起，产业、工厂、工人蜂涌而至，然而仅短短十多年间，城市功能升级了，政策指向升级了，这使得旧产业格局的机会成本加大，城市、产业、工厂和工人都要面临一次利益与成本，道德与诚信的再选择
记者 谢鹏
“闪”离珠三角
3月中下旬，《商务周刊》记者深入珠三角，就为世界瞩目的广东企业迁移状况展开调查，记者先后走访了广州、云浮、佛山和东莞等城市。试图按照珠三角产业转移“产业走廊”的路线，通过给读者展现一位制鞋作坊主的艰难时世，一位台湾老板的咬牙观望，一家港资企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一家提前上岸而免于在由一片红海变成干涸的死海里“露腚”的美资企业，描绘出珠三角的躁动、茫然与期望。
“最富在广东，最穷在广东。”这是记者在云浮这个广东最年轻的地级市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未来的几年里，粤西北这块青山绿水上将挺立起从珠三角迁移过来的大量企业。这个城市似乎正在翘首以待变成新的东莞和佛山。
在云浮迎宾馆的阳台上俯视整座山城，记者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触：随着珠三角产业迁移而来，这个如此安宁和清新的城市几年之后是否依然青山绿水？几年之后，它会跟东莞厚街镇一样，到处是行色匆匆的人们吗？
前几年有一篇十分流行的文章叫《深圳向何处去？》，如今这个魔咒开始落到了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东莞，这个年轻的城市里，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东莞向何处去？
东莞的交通建设非常发达，车流也不是特别多，很少遇到堵车。但这座城市的人们似乎十分的躁动，开车的人都喜欢鸣笛，无论主辅道路上，嘈杂的喇叭声十分刺耳，人们似乎都在赶路，但是，他们将要去向何方？
商人分步变“闪人”
“你先别问我代理费多少钱，你先想想你能拿到多少赔偿吧，可能得不偿失。”广东一位律师在电话里对一位咨询起诉费用的打工仔说。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何云龙的工作突然繁忙起来，开始接到很多东莞打工仔和为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的起诉状。被诉对象是东莞大大小小突然“消失”或关闭的工厂老板。正是这些工厂“逃逸”引发的诉讼风潮，让何云龙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
3月18日晚上，记者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称的东莞市某镇一个饭馆里与一群制鞋业老板吃饭。酒过三巡后，他们先是热烈讨论起当天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的答记者问，后来话题一转，就谈到了春节前发生在厚街的一起“台湾老板逃逸案”。春节前夕，广东某鞋厂老板利用周日休息的机会，卷款逃回台湾，此后一直没再出现。该厂拖欠的工人工资、供货商货款以及水电等各项费用超过2000万元。
“近来这样的事情很多，突然‘蒸发’也不仅仅是台湾老板，内地的个人独资企业也有。”一位鞋厂老板对《商务周刊》说。
业主逃走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吗？“不全是，主要是大环境变了。以家具行业为例，现在国外订单越来越少，资金周转不过来，老板们不想扛下去了。”这位律师说。
据上述律师介绍，欠薪逃逸的企业主一般是户口不在当地的外商，他们租用当地厂房，用廉价的旧机器设备开展生产。这些企业恶意倒闭之前的共同征兆是: 拖欠工人工资、水电费、厂房租金及原材料货款，企业资金流动特别频繁，老板在为逃跑做好准备，工人加班突然增多，老板急于赶完一批货拿到货款，拿到货物订金或部分货款后，在自己有能力生产时仍将订单货物转给另一厂家生产。
目前东莞、佛山等地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后的普遍情形是，年前还在开工的企业，春节一过就关门了。工厂一关门，村委会的水电费和房租费还没有缴纳，工人的工资没有负担，稍微有点“良心”的老板会支付2—3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就走人，大多数选择直接“闪人”。
记者从东莞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密集的地区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这类“蒸发”企业的处置办法是，由由房东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倒闭后工厂拍卖的设备等财产所得先偿还房东垫付的工资。其他的债权人基本分不到任何利益，即使有些供货商能够从拍卖中获取一部分赔偿，但往往比实际货款额大打折扣。
“我最近手头接了个案子，按照最低的标准补偿工人的话，应该是200多万元，但最后只补偿了99万元，但法院也没有办法，必须考虑到企业资产的承受能力。”上述律师说。
在广东，这种企业“蒸发”而起诉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在注册登记的时候钻了空子。何云龙举例说：“一些台资老板甚至以自己情妇的名义注册公司，几年内换好几个情妇，法人代表也跟着换，根本无法起诉。”
目前何云龙的每个同事手上都有好几个类似的案子。普遍情况是，老板蒸发之前就有一些供应商在起诉，等到老板逃跑，其他的供应商蜂拥而来，但大都失望而归。拖欠货款比较少的供应商选择放弃起诉，而有些涉及金额比较大的供应商则希望至少拿到一份判决书，如果能拿到两三成的赔偿就“谢天谢地”。其实律师也很同情这种情况。
“三年换了三个法人代表，开的都是空头支票，从法律上讲涉嫌诈骗。但很少能有证据支持。”上述律师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以制鞋厂为代表的广东出口加工企业，大都开始缩小规模以减少经营风险，业内将这一现象称为“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不过，即使是小到只有几十名工人的作坊工厂，其生存压力同样巨大。
一眨眼口号变了
在一些企业主眼中，各种压力并非全部来自市场环境。
“我现在不好意思找台湾人喝酒，他们心情不好。”28岁的陈灯龙创办了一个作坊鞋厂，取名东莞金亿鞋厂，希望能够赚到“亿万金钱”。之前，他一直辗转于几家大型台资鞋厂。
金亿鞋厂去年7月筹建，8月份开始正式接单。工厂去年下半年一直在亏损，主要原因是经营和管理不善，更让陈灯龙没想到的是外部环境恶劣得如此之快。
春节时，陈灯龙还计划2008年要好好干上一年，打算找一个比较有“场面”的厂房，并且在年前对一些技术骨干许诺了高薪。但过年一回到东莞，局面却突然坏了起来。陈灯龙发现自己的很多同行都关张走人了，留下来的要么缩小规模，要么大量裁员。
“国内物价上涨，原材料在涨价，工人工资在涨，利润就这么多，国家吃掉一点，物价上涨吃掉一点，剩下的这一点点让你如履薄冰。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冒险了。”陈灯龙说。他已经将本来只有40人的工人队伍裁减了一半。
春节的时候对赚钱还充满信心，现在却心情郁闷，陈灯龙无奈地表示，东莞对于产业的强制性提升措施也让他措手不及。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江苏和山东等GDP已经跟广东不相上下的省份尚且能够接收珠三角转移过去的制造业，而东莞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甚至有点嫉恨地说: “广东人一有钱就膨胀的不得了。”
2002年陈灯龙刚到东莞时，厚街基本还是一片荒地，交通工具依靠的都是私人中巴，并没有公交系统。这几年来，厚街发展很快，镇与镇之间都修了高速公路，如今厂房才被利用不到4年时间就要空置下来，这让他实在想不明白。
陈灯龙依然记得他刚到东莞时这座城市制鞋业的繁荣景象。那时候正是非典肆虐，为了赶一张订单，工厂每天加班到凌晨2点，管理干部都是睡在流水线上。
“以前一张单子少则100万双，现在3万双就了不起，很多工厂只开一半的生产线。”陈灯龙感慨到，“真想念那时候站着睡觉的光荣时代。”
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东莞鞋业已寒流暗涌，“电荒”、“油荒”、“劳工荒”接踵而至。还有反倾销、44号公告、新《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等不利因素，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冲击着东莞鞋业发展。一批“触觉比较灵敏”的台资鞋企索性选择关门，或者将厂子转手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企业。
这些主动关张的台湾老板们，有些转向投资东莞的房地产业，有的干脆直接回台湾，反正机器设备也不值钱。目前厚街鞋厂的很多订单已经流失到温州和福建。
而那些依然想做鞋的老板则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缩小企业的规模，谨慎接单，并以接小单为主。据陈灯龙了解，2007年东莞鞋业扩张的公司只有一家，而且还是贸易公司，大多数老板都不敢加大投资。即使是小作坊作业，陈灯龙也是不敢贸然出击，他甚至拒绝了他的老师的入股投资要求。
这些台资企业也进行过自我救赎，他们曾试图通过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期货合同”以对冲风险，但是遭到了供应商的一致反对。“理由很简单，以做鞋的皮子为例，几个月的价格相差4元钱，供应商们怎么可能那么慷慨？”陈灯龙解释说。
一些大的台商通过行业协会和商会也向政府提出了意见，建议进一步讨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甚至在东莞“推迟或缓慢”实施。
“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大的听话的外资鞋厂，目前东莞的一个怪现象是，外资老板越好说话越麻烦，老板越横反而没事。”陈灯龙说。
在陈灯龙有些破旧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尽管企业很小，陈灯龙也开始十分关注时事。他告诉记者，自己注意到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于广东省要加快实施产业转移的讲话。在这位小作坊主看来，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到了需要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但这种节奏让企业们很难适应。
“东莞市花很多钱搞了个松山湖高科技园，但你自己去看看就会发现效果很不理想。就在几年前东莞还在谈要做国际化的制造业名城，怎么一眨眼口号就变了？”在陈灯龙看来，过去的5年，以制鞋业为代表的东莞的产业布局很不规范，现在即使要重新拿出一片地来规划也不太可能。
但也许正是这种乱局，让东莞市政府下决心一刀切地剔除低端产业。东莞市高层领导对于外资撤离现象的公开回应是“我们不是在有意排挤外资”——这也被这些制鞋厂老板戏称为“不打自招”。
记者到达东莞厚街镇的当天，当地酒店的入住价格都翻倍了。问及原因才知道是东莞正在举办国际家具展。不过，与火热的酒店业相比，这届家具展透露出了丝丝寒流。过去的大半年里，东莞的家具制造业也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关张的潮流。
“产业转移没有错，但你得慢慢计划，否则城市会空心化，菲律宾当时的产业转移也出现了这状况，新加坡和韩国就转移得很好，我建议政府可以借鉴一下。”陈灯龙说。
在厚街，很多制鞋业的人认为，鞋业的寒流可能要一直持续至明年下半年。实际上，之前东莞鞋业已经历过两次寒流，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有一次是2001年的“9·11”事件。生命力顽强的东莞鞋业成功度过了这两次危机，很多人相信，这一次他们能再次成功，于是他们咬牙观望。
林老板的困惑
事实上，珠三角地区的工厂关闭和老板逃跑事件，是在广东省全面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按照广东的规划，珠三角自然是产业移出地区，而广东的东西两翼和山区将是未来的移入区。不过，再宏伟的战略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接受。
东莞新艺鞋厂大门口的招工广告已经泛黄，这家台资鞋厂已经很久没有招入新人了。鞋厂的老板姓林，2003年来东莞办厂前已经在台湾制鞋业打拼了20多年。
下午3点多，林老板还在午休。他手下的一名工人告诉记者，林老板今年变得“懒惰”了很多。以前，工人7点开工，他6点半就会出现在厂房里。但去年下半年以来，林老板的工作状态开始“消极”起来。
“现在各行各业都很糟糕，都没有订单，我们最近赔了几十万元，现在我宁愿少赚点，接一些代工的订单来做，因为这样没有风险，我交货就行。”林老板已经不愿意再接美国鞋子大卖场和贸易商的订单了，在他看来这样风险实在太大。
“东莞市做鞋子的企业最近至少倒闭了2000家，6月份之前可能还得倒闭一批。”林老板十分肯定地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新艺光在汇率上的损失就达到250万元。由于担心人民币继续走强，林老板已经不敢接下半年交付的订单。加上新艺进入内地鞋业的时间相对较晚，这几年发展下来利润越来越稀薄。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一年，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新艺的成本增加了8%，原材料上涨增加的成本是7%，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又让新艺多上了5%的成本。合计增加的成本超过20%。这还只是新艺这样1000人左右规模企业，东莞规模上万人的大鞋厂受到的影响只能是更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像新艺一样能够幸运地拿到代工的单子，这需要广阔的“人脉资源”。好在林老板在这行闯荡多年，尚可以通过一些代工单子赚点小钱。从春节过后的2月10日到现在，新艺每周只开工4天左右。更多的中小鞋厂则处在“休息”的状态。用林老板的话说：“大家都在等，在博弈，在观望。”
“广东有云浮市吗？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广东山区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内迁，到一个地方又得从头再来，需要很多时间。”林老板这样回应记者提出的是否考虑过借这次广东产业转移的机会，内迁到云浮市这样的粤西北山区投资的问题。在他看来，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像东莞这样出口加工型产业链条如此成熟和完备的地区，从目前来看几乎不可能。
林老板认为，迁移到内地或广东山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材料的补给。即使东莞的鞋厂都迁移到广东山区，如果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没有进入或者无法在短时期内培育起来，“腾笼换鸟”战略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且，他担心内迁之后获得的一些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很快被增加的物流成本所吞噬。
“补给线拉得很长，对我们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政府是在有意排挤我们这些低端产业，但是政府有没有考虑过，今天的东莞和广东经济的成就靠的是什么？”林老板同样警告说，“我们倒下去了，新的高科技产业一时半会进不来，经济很容易空心化。”
与东莞市政府倾向于鼓励这些鞋厂迁出东莞不同，新艺鞋厂所在的村委会对这家工厂极力挽留。对于他们村庄来说，如果没有了这家千人工厂，整个村庄将变得萧条起来。今年以来，这里的饭馆和娱乐场所已经关闭了几十家。在夜晚，已经很难见到下班后的工人们成群结队去吃宵夜的情景。人们的生意似乎都越来越难做。
林老板有朋友劝他将工厂迁移到越南。但林老板看得很清楚: “越南劳工其实并不会很好找，越南打了多年仗，已经是母系社会，男性劳动力缺乏。而且越南人不好管理，税收各方面跟这里差不多，我一些朋友搬到那里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做几年我估计他们也会走。”
目前，林老板在江西龙南设有工厂，但是规模不大，人数在300人左右。这个工厂是从朋友那里盘下来的，厂房和工人都是现成的。林老板说，要想让他转移到广东山区或者内陆省份去，除非承接地将厂房建好，否则自己承担不了搬迁的成本。
当记者问林老板，有没有考虑走出低端化生存，增加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出高端产品时，林老板有点无奈地笑着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走这一步，但事前要规划好，也许过几年我们会加大独立研发并向高端靠拢。”
但现在的问题是，林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到那时，自己的企业是否还活着。
转移？还是没人挽留的告别？
战略转移也好，产业升级也好，是否是市场行为主要是看靠价格调节还是行政调节，但事实上，这两种手段在广东是分不清的。
1987年，熊永其来到深圳创办金属制品公司，一开始只有60人的规模，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宏利达金属制品厂规模达到了8000人。
“以前我们在深圳做生意，按规定要缴纳17%的税，但一般最后优惠下来只需要交5%—8%，现在不行了，得交12%。”与东莞很多依靠出口的金属制品厂一样，国内外的用工环境和政策波动让宏利达的利润逐年稀薄。最终熊永其决定将工作迁移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
2003年，熊永其与罗定正式签订落户合同，并于2004年开始投产。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规模投产阶段。按照熊永其的估计，今年的出口额将超过2000万美元。目前罗定工厂员工数大约3000人左右，熊永其表示，他计划2年内将企业员工数增加到2万人左右。
从2003年开始，宏利达一点点往云浮搬迁。搬迁最大的困难就是员工的安置问题。很多工人并不愿意随宏利达搬迁到地处山区的罗定市，自愿接受遣散。但很多工人在1987年公司创办时就入厂工作，要遣散这批人需要一大笔费用，而且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遣散的补偿费用越来越高。
“我们很多员工在工厂都待满了10年时间，他们的工资都在2000元以上，收入过万元的中高层管理者大有人在。”熊永其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赔偿20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很多老员工将获得20万元的遣散费，普通员工也得4万元。”
被迫无奈的熊永其甚至想到过与其他企业一样，抢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遣散员工。但一个现实问题又摆在面前——突然性的大量裁工将造成生产脱节，而且在宏利达罗定工厂培养起大量熟练工人之前，熊永其必须继续依靠深圳工厂的开工来维持公司运作所需的资金。
“我们将一条流水线搬到云浮，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0多万元，而光盖一个厂房就需要1亿元左右。我算过了，等全部投资完成，大概需要5亿元。”熊永其说。
熊永其表示，自己选择落户罗定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自己祖籍罗定，人际关系比较好沟通；另一方面，深圳的客商太多，政府在服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罗定，很小的事情都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这让在深圳“受气”的熊永其感到很欣慰。
“我的感觉是，深圳市政府对我们这类企业的态度是要走就走，从来没有过什么挽留。我们的工厂在深圳松岗镇是个不小的企业了，政府尚且这样对我们，更别说比我们小的工厂了。”熊永其说，深圳的整个投资环境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利，这是他决定“内撤”的主要原因。
目前，宏利达的深圳工厂一周只开工5天，而以前1个月开工28天。由于工人的工资是计件方式结算，因此开工不足意味着工人收入下降。一个月少工作8天，收入差不多要从1500元下降到1000元。工人意见很大，熊永其只能裁减员工。
熊永其的很多朋友是做电子厂的，他们有的搬到了广东省清远市，也有的迁往江西、湖南和广西，也有很多朋友去了越南和柬埔寨，但熊永其说他并不看好这类选择，而且朋友们也告诉他，迁移到东南亚只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做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来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几百人的中小企业更多的是选择了关门走人。“他们够年龄了的就退休了，如果以前赚到了钱，就在香港买一个店铺，每月收租。如果赚到大钱了，就转行投资其他。但有很多很凄凉，有的回香港开出租车去了。”熊永其说。
与林老板担心的一样，另外一个让熊永其感到头疼的问题是，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链条在罗定还不是特别完善。与深圳相当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罗定的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链接还有待完善。“上下游产品的厂家上来了一些，但不多，我希望他们能够追过来。”熊永其说。
当记者让熊永其介绍一位撤离珠三角的港资企业的朋友接受采访时，他婉言拒绝：“算了吧，我怕他们在你面前哭。”
祸，福之所依
“13年了，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很正确。”作为雅达集团董事总经理，徐剑雄谈起自己的同行和朋友的境遇，一脸的庆幸、后怕和无奈。
徐剑雄一再跟记者提起自己依然在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办厂的朋友们的境遇——《劳动合同法》、外资企业加重的纳税负担、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以及日益走强的人民币汇率，这一切都在挤占着朋友们的利润空间。
只不过，提前13年向广东山区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市迁移的雅达电子，在这场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由红海变成干涸的退潮过程中，幸运地使自己避开成为无数个没有“穿内裤”的外资中的一员。
雅达电子1971年成立于香港，是全球500强企业美国爱默生电气的全资控股子公司，自1988年开始向中国内地投资，同年成立深圳雅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电源供应器制造商。1988年，出于生产成本和人力资源的两方面考虑，雅达进入深圳宝安区开设工厂。
“到了1995年，我们发现深圳本地可供我们调配的资源越来越少，生产成本已经很高。所以决定将工厂迁出宝安区。”徐剑雄回忆说，在决定进入罗定之前，他考察了很多地方。除了考察广东东部、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外，还考察了浙江和福建一带的投资环境。但最终还是将目标锁定在靠近公司订单集中地香港的南方城市，并最终选择落户罗定。
1995年，深圳已经开始提出着重培育和引入高科技的企业，雅达这样的加工生产型企业受到重视的程度越来越低。当年还云集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深圳宝安区，如今已经成为商业区。
“现在回想起当年选择罗定的决策，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徐剑雄说，1995年，在深圳宝安区，像雅达一样做出类似选择的电子企业并不多。后来这些企业都陆续迁移到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一带。从竞争力上来谈，13年前的选择，也拉大了雅达和同行的距离。雅达目前在全球有两大生产基地，一个是在菲律宾，一个就是在中国的罗定。徐剑雄表示，未来罗定基地将承担更多的产能。
对于目前东莞和佛山的电子、制鞋企业纷纷倒闭和撤离的现象，徐剑雄将原因归结为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加，特别是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已经难以承受。
他说：“尽管我们13年前把自己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加工环节搬到了罗定，但是《劳动合同法》颁布、两税合一以及环保等问题，已经成为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刚性成本，无论这些外资迁到何地，能够对冲的成本空间其实并不大。”
好在云浮地区的综合生产成本要比珠三角和其他内陆城市低很多。徐剑雄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迁到罗定之后，雅达的劳工使用成本减少了30%左右，运输成本则只增加了5%。这样算下来，雅达至少节约了25%的生产成本。
另外，雅达的产品过去主要是出口，但今年以来内销的部分有所增长。因此，将工厂迁移到罗定这样的内陆城市，实际上为这部分内销产品节省了不少的物流成本。云浮经济贸易局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表示，雅达在罗定13年，从1亿元的规模到现在的20亿元，“十一五”期间还要搞大到40亿元的规模，云浮正争取说服该公司把总部也迁往罗定。
徐剑雄告诉记者，他到东南亚地区做过详细考察，得出的结果是，不管从人力还是其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来看，中国依然是不二选择。
“我也考虑过只保留菲律宾一家基地，以前中国的成本比菲律宾要高，但是现在两个基地的运行成本已经相差无几了。”在徐剑雄看来，罗定的零部件配套和资源配套都好过菲律宾。
目前让徐剑雄最为头疼的是高级技工的缺乏，现在雅达电子的中层以上技术人员都来自罗定或者云浮其他下辖县市。不过，由于目前云浮的职业教育不是很发达，技工学校十分缺乏，雅达电子依然有50%的劳工需要从外地招聘。“一个重要难题是，很多技工人才都喜欢在深圳、珠海等城市工作，我们雅达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他配套一些比大城市的优惠措施，比如说更高工资，让他们愿意来云浮。”徐剑雄说。
徐剑雄建议，目前很多云浮当地人都到珠三角城市去打工，云浮市政府完全可以想办法把这些在珠三角务工的成熟产业工人吸引回家乡就业，特别是吸引那些从云浮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们回来建设家乡。
“有很多同行或朋友都在我的介绍下来到云浮，不过他们最看重的还是交通问题，我想这也是云浮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云浮的优势更要保持，如果优势太少了，就不能吸引那么多的企业来投资了。”徐剑雄说。
“珠三角有上万家外资企业倒闭或外迁。”2008年3月初，《华尔街日报》的这则消息引起了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关注。“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此事。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发展，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珠三角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当年，珠三角制造业快速崛起，产业、工厂、工人蜂涌而至，然而仅短短十多年间，城市功能升级了，政策指向升级了，这使得旧产业格局的机会成本加大，城市、产业、工厂和工人都要面临一次利益与成本，道德与诚信的再选择
记者 谢鹏
“闪”离珠三角
3月中下旬，《商务周刊》记者深入珠三角，就为世界瞩目的广东企业迁移状况展开调查，记者先后走访了广州、云浮、佛山和东莞等城市。试图按照珠三角产业转移“产业走廊”的路线，通过给读者展现一位制鞋作坊主的艰难时世，一位台湾老板的咬牙观望，一家港资企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一家提前上岸而免于在由一片红海变成干涸的死海里“露腚”的美资企业，描绘出珠三角的躁动、茫然与期望。
“最富在广东，最穷在广东。”这是记者在云浮这个广东最年轻的地级市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未来的几年里，粤西北这块青山绿水上将挺立起从珠三角迁移过来的大量企业。这个城市似乎正在翘首以待变成新的东莞和佛山。
在云浮迎宾馆的阳台上俯视整座山城，记者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触：随着珠三角产业迁移而来，这个如此安宁和清新的城市几年之后是否依然青山绿水？几年之后，它会跟东莞厚街镇一样，到处是行色匆匆的人们吗？
前几年有一篇十分流行的文章叫《深圳向何处去？》，如今这个魔咒开始落到了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东莞，这个年轻的城市里，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东莞向何处去？
东莞的交通建设非常发达，车流也不是特别多，很少遇到堵车。但这座城市的人们似乎十分的躁动，开车的人都喜欢鸣笛，无论主辅道路上，嘈杂的喇叭声十分刺耳，人们似乎都在赶路，但是，他们将要去向何方？
商人分步变“闪人”
“你先别问我代理费多少钱，你先想想你能拿到多少赔偿吧，可能得不偿失。”广东一位律师在电话里对一位咨询起诉费用的打工仔说。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何云龙的工作突然繁忙起来，开始接到很多东莞打工仔和为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的起诉状。被诉对象是东莞大大小小突然“消失”或关闭的工厂老板。正是这些工厂“逃逸”引发的诉讼风潮，让何云龙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
3月18日晚上，记者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称的东莞市某镇一个饭馆里与一群制鞋业老板吃饭。酒过三巡后，他们先是热烈讨论起当天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的答记者问，后来话题一转，就谈到了春节前发生在厚街的一起“台湾老板逃逸案”。春节前夕，广东某鞋厂老板利用周日休息的机会，卷款逃回台湾，此后一直没再出现。该厂拖欠的工人工资、供货商货款以及水电等各项费用超过2000万元。
“近来这样的事情很多，突然‘蒸发’也不仅仅是台湾老板，内地的个人独资企业也有。”一位鞋厂老板对《商务周刊》说。
业主逃走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吗？“不全是，主要是大环境变了。以家具行业为例，现在国外订单越来越少，资金周转不过来，老板们不想扛下去了。”这位律师说。
据上述律师介绍，欠薪逃逸的企业主一般是户口不在当地的外商，他们租用当地厂房，用廉价的旧机器设备开展生产。这些企业恶意倒闭之前的共同征兆是: 拖欠工人工资、水电费、厂房租金及原材料货款，企业资金流动特别频繁，老板在为逃跑做好准备，工人加班突然增多，老板急于赶完一批货拿到货款，拿到货物订金或部分货款后，在自己有能力生产时仍将订单货物转给另一厂家生产。
目前东莞、佛山等地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后的普遍情形是，年前还在开工的企业，春节一过就关门了。工厂一关门，村委会的水电费和房租费还没有缴纳，工人的工资没有负担，稍微有点“良心”的老板会支付2—3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就走人，大多数选择直接“闪人”。
记者从东莞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密集的地区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这类“蒸发”企业的处置办法是，由由房东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倒闭后工厂拍卖的设备等财产所得先偿还房东垫付的工资。其他的债权人基本分不到任何利益，即使有些供货商能够从拍卖中获取一部分赔偿，但往往比实际货款额大打折扣。
“我最近手头接了个案子，按照最低的标准补偿工人的话，应该是200多万元，但最后只补偿了99万元，但法院也没有办法，必须考虑到企业资产的承受能力。”上述律师说。
在广东，这种企业“蒸发”而起诉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在注册登记的时候钻了空子。何云龙举例说：“一些台资老板甚至以自己情妇的名义注册公司，几年内换好几个情妇，法人代表也跟着换，根本无法起诉。”
目前何云龙的每个同事手上都有好几个类似的案子。普遍情况是，老板蒸发之前就有一些供应商在起诉，等到老板逃跑，其他的供应商蜂拥而来，但大都失望而归。拖欠货款比较少的供应商选择放弃起诉，而有些涉及金额比较大的供应商则希望至少拿到一份判决书，如果能拿到两三成的赔偿就“谢天谢地”。其实律师也很同情这种情况。
“三年换了三个法人代表，开的都是空头支票，从法律上讲涉嫌诈骗。但很少能有证据支持。”上述律师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以制鞋厂为代表的广东出口加工企业，大都开始缩小规模以减少经营风险，业内将这一现象称为“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不过，即使是小到只有几十名工人的作坊工厂，其生存压力同样巨大。
一眨眼口号变了
在一些企业主眼中，各种压力并非全部来自市场环境。
“我现在不好意思找台湾人喝酒，他们心情不好。”28岁的陈灯龙创办了一个作坊鞋厂，取名东莞金亿鞋厂，希望能够赚到“亿万金钱”。之前，他一直辗转于几家大型台资鞋厂。
金亿鞋厂去年7月筹建，8月份开始正式接单。工厂去年下半年一直在亏损，主要原因是经营和管理不善，更让陈灯龙没想到的是外部环境恶劣得如此之快。
春节时，陈灯龙还计划2008年要好好干上一年，打算找一个比较有“场面”的厂房，并且在年前对一些技术骨干许诺了高薪。但过年一回到东莞，局面却突然坏了起来。陈灯龙发现自己的很多同行都关张走人了，留下来的要么缩小规模，要么大量裁员。
“国内物价上涨，原材料在涨价，工人工资在涨，利润就这么多，国家吃掉一点，物价上涨吃掉一点，剩下的这一点点让你如履薄冰。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冒险了。”陈灯龙说。他已经将本来只有40人的工人队伍裁减了一半。
春节的时候对赚钱还充满信心，现在却心情郁闷，陈灯龙无奈地表示，东莞对于产业的强制性提升措施也让他措手不及。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江苏和山东等GDP已经跟广东不相上下的省份尚且能够接收珠三角转移过去的制造业，而东莞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甚至有点嫉恨地说: “广东人一有钱就膨胀的不得了。”
2002年陈灯龙刚到东莞时，厚街基本还是一片荒地，交通工具依靠的都是私人中巴，并没有公交系统。这几年来，厚街发展很快，镇与镇之间都修了高速公路，如今厂房才被利用不到4年时间就要空置下来，这让他实在想不明白。
陈灯龙依然记得他刚到东莞时这座城市制鞋业的繁荣景象。那时候正是非典肆虐，为了赶一张订单，工厂每天加班到凌晨2点，管理干部都是睡在流水线上。
“以前一张单子少则100万双，现在3万双就了不起，很多工厂只开一半的生产线。”陈灯龙感慨到，“真想念那时候站着睡觉的光荣时代。”
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东莞鞋业已寒流暗涌，“电荒”、“油荒”、“劳工荒”接踵而至。还有反倾销、44号公告、新《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等不利因素，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冲击着东莞鞋业发展。一批“触觉比较灵敏”的台资鞋企索性选择关门，或者将厂子转手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企业。
这些主动关张的台湾老板们，有些转向投资东莞的房地产业，有的干脆直接回台湾，反正机器设备也不值钱。目前厚街鞋厂的很多订单已经流失到温州和福建。
而那些依然想做鞋的老板则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缩小企业的规模，谨慎接单，并以接小单为主。据陈灯龙了解，2007年东莞鞋业扩张的公司只有一家，而且还是贸易公司，大多数老板都不敢加大投资。即使是小作坊作业，陈灯龙也是不敢贸然出击，他甚至拒绝了他的老师的入股投资要求。
这些台资企业也进行过自我救赎，他们曾试图通过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期货合同”以对冲风险，但是遭到了供应商的一致反对。“理由很简单，以做鞋的皮子为例，几个月的价格相差4元钱，供应商们怎么可能那么慷慨？”陈灯龙解释说。
一些大的台商通过行业协会和商会也向政府提出了意见，建议进一步讨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甚至在东莞“推迟或缓慢”实施。
“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大的听话的外资鞋厂，目前东莞的一个怪现象是，外资老板越好说话越麻烦，老板越横反而没事。”陈灯龙说。
在陈灯龙有些破旧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尽管企业很小，陈灯龙也开始十分关注时事。他告诉记者，自己注意到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于广东省要加快实施产业转移的讲话。在这位小作坊主看来，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到了需要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但这种节奏让企业们很难适应。
“东莞市花很多钱搞了个松山湖高科技园，但你自己去看看就会发现效果很不理想。就在几年前东莞还在谈要做国际化的制造业名城，怎么一眨眼口号就变了？”在陈灯龙看来，过去的5年，以制鞋业为代表的东莞的产业布局很不规范，现在即使要重新拿出一片地来规划也不太可能。
但也许正是这种乱局，让东莞市政府下决心一刀切地剔除低端产业。东莞市高层领导对于外资撤离现象的公开回应是“我们不是在有意排挤外资”——这也被这些制鞋厂老板戏称为“不打自招”。
记者到达东莞厚街镇的当天，当地酒店的入住价格都翻倍了。问及原因才知道是东莞正在举办国际家具展。不过，与火热的酒店业相比，这届家具展透露出了丝丝寒流。过去的大半年里，东莞的家具制造业也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关张的潮流。
“产业转移没有错，但你得慢慢计划，否则城市会空心化，菲律宾当时的产业转移也出现了这状况，新加坡和韩国就转移得很好，我建议政府可以借鉴一下。”陈灯龙说。
在厚街，很多制鞋业的人认为，鞋业的寒流可能要一直持续至明年下半年。实际上，之前东莞鞋业已经历过两次寒流，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有一次是2001年的“9·11”事件。生命力顽强的东莞鞋业成功度过了这两次危机，很多人相信，这一次他们能再次成功，于是他们咬牙观望。
林老板的困惑
事实上，珠三角地区的工厂关闭和老板逃跑事件，是在广东省全面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按照广东的规划，珠三角自然是产业移出地区，而广东的东西两翼和山区将是未来的移入区。不过，再宏伟的战略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接受。
东莞新艺鞋厂大门口的招工广告已经泛黄，这家台资鞋厂已经很久没有招入新人了。鞋厂的老板姓林，2003年来东莞办厂前已经在台湾制鞋业打拼了20多年。
下午3点多，林老板还在午休。他手下的一名工人告诉记者，林老板今年变得“懒惰”了很多。以前，工人7点开工，他6点半就会出现在厂房里。但去年下半年以来，林老板的工作状态开始“消极”起来。
“现在各行各业都很糟糕，都没有订单，我们最近赔了几十万元，现在我宁愿少赚点，接一些代工的订单来做，因为这样没有风险，我交货就行。”林老板已经不愿意再接美国鞋子大卖场和贸易商的订单了，在他看来这样风险实在太大。
“东莞市做鞋子的企业最近至少倒闭了2000家，6月份之前可能还得倒闭一批。”林老板十分肯定地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新艺光在汇率上的损失就达到250万元。由于担心人民币继续走强，林老板已经不敢接下半年交付的订单。加上新艺进入内地鞋业的时间相对较晚，这几年发展下来利润越来越稀薄。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一年，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新艺的成本增加了8%，原材料上涨增加的成本是7%，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又让新艺多上了5%的成本。合计增加的成本超过20%。这还只是新艺这样1000人左右规模企业，东莞规模上万人的大鞋厂受到的影响只能是更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像新艺一样能够幸运地拿到代工的单子，这需要广阔的“人脉资源”。好在林老板在这行闯荡多年，尚可以通过一些代工单子赚点小钱。从春节过后的2月10日到现在，新艺每周只开工4天左右。更多的中小鞋厂则处在“休息”的状态。用林老板的话说：“大家都在等，在博弈，在观望。”
“广东有云浮市吗？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广东山区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内迁，到一个地方又得从头再来，需要很多时间。”林老板这样回应记者提出的是否考虑过借这次广东产业转移的机会，内迁到云浮市这样的粤西北山区投资的问题。在他看来，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像东莞这样出口加工型产业链条如此成熟和完备的地区，从目前来看几乎不可能。
林老板认为，迁移到内地或广东山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材料的补给。即使东莞的鞋厂都迁移到广东山区，如果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没有进入或者无法在短时期内培育起来，“腾笼换鸟”战略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且，他担心内迁之后获得的一些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很快被增加的物流成本所吞噬。
“补给线拉得很长，对我们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政府是在有意排挤我们这些低端产业，但是政府有没有考虑过，今天的东莞和广东经济的成就靠的是什么？”林老板同样警告说，“我们倒下去了，新的高科技产业一时半会进不来，经济很容易空心化。”
与东莞市政府倾向于鼓励这些鞋厂迁出东莞不同，新艺鞋厂所在的村委会对这家工厂极力挽留。对于他们村庄来说，如果没有了这家千人工厂，整个村庄将变得萧条起来。今年以来，这里的饭馆和娱乐场所已经关闭了几十家。在夜晚，已经很难见到下班后的工人们成群结队去吃宵夜的情景。人们的生意似乎都越来越难做。
林老板有朋友劝他将工厂迁移到越南。但林老板看得很清楚: “越南劳工其实并不会很好找，越南打了多年仗，已经是母系社会，男性劳动力缺乏。而且越南人不好管理，税收各方面跟这里差不多，我一些朋友搬到那里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做几年我估计他们也会走。”
目前，林老板在江西龙南设有工厂，但是规模不大，人数在300人左右。这个工厂是从朋友那里盘下来的，厂房和工人都是现成的。林老板说，要想让他转移到广东山区或者内陆省份去，除非承接地将厂房建好，否则自己承担不了搬迁的成本。
当记者问林老板，有没有考虑走出低端化生存，增加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出高端产品时，林老板有点无奈地笑着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走这一步，但事前要规划好，也许过几年我们会加大独立研发并向高端靠拢。”
但现在的问题是，林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到那时，自己的企业是否还活着。
转移？还是没人挽留的告别？
战略转移也好，产业升级也好，是否是市场行为主要是看靠价格调节还是行政调节，但事实上，这两种手段在广东是分不清的。
1987年，熊永其来到深圳创办金属制品公司，一开始只有60人的规模，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宏利达金属制品厂规模达到了8000人。
“以前我们在深圳做生意，按规定要缴纳17%的税，但一般最后优惠下来只需要交5%—8%，现在不行了，得交12%。”与东莞很多依靠出口的金属制品厂一样，国内外的用工环境和政策波动让宏利达的利润逐年稀薄。最终熊永其决定将工作迁移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
2003年，熊永其与罗定正式签订落户合同，并于2004年开始投产。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规模投产阶段。按照熊永其的估计，今年的出口额将超过2000万美元。目前罗定工厂员工数大约3000人左右，熊永其表示，他计划2年内将企业员工数增加到2万人左右。
从2003年开始，宏利达一点点往云浮搬迁。搬迁最大的困难就是员工的安置问题。很多工人并不愿意随宏利达搬迁到地处山区的罗定市，自愿接受遣散。但很多工人在1987年公司创办时就入厂工作，要遣散这批人需要一大笔费用，而且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遣散的补偿费用越来越高。
“我们很多员工在工厂都待满了10年时间，他们的工资都在2000元以上，收入过万元的中高层管理者大有人在。”熊永其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赔偿20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很多老员工将获得20万元的遣散费，普通员工也得4万元。”
被迫无奈的熊永其甚至想到过与其他企业一样，抢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遣散员工。但一个现实问题又摆在面前——突然性的大量裁工将造成生产脱节，而且在宏利达罗定工厂培养起大量熟练工人之前，熊永其必须继续依靠深圳工厂的开工来维持公司运作所需的资金。
“我们将一条流水线搬到云浮，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0多万元，而光盖一个厂房就需要1亿元左右。我算过了，等全部投资完成，大概需要5亿元。”熊永其说。
熊永其表示，自己选择落户罗定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自己祖籍罗定，人际关系比较好沟通；另一方面，深圳的客商太多，政府在服务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在罗定，很小的事情都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助。这让在深圳“受气”的熊永其感到很欣慰。
“我的感觉是，深圳市政府对我们这类企业的态度是要走就走，从来没有过什么挽留。我们的工厂在深圳松岗镇是个不小的企业了，政府尚且这样对我们，更别说比我们小的工厂了。”熊永其说，深圳的整个投资环境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利，这是他决定“内撤”的主要原因。
目前，宏利达的深圳工厂一周只开工5天，而以前1个月开工28天。由于工人的工资是计件方式结算，因此开工不足意味着工人收入下降。一个月少工作8天，收入差不多要从1500元下降到1000元。工人意见很大，熊永其只能裁减员工。
熊永其的很多朋友是做电子厂的，他们有的搬到了广东省清远市，也有的迁往江西、湖南和广西，也有很多朋友去了越南和柬埔寨，但熊永其说他并不看好这类选择，而且朋友们也告诉他，迁移到东南亚只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做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来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几百人的中小企业更多的是选择了关门走人。“他们够年龄了的就退休了，如果以前赚到了钱，就在香港买一个店铺，每月收租。如果赚到大钱了，就转行投资其他。但有很多很凄凉，有的回香港开出租车去了。”熊永其说。
与林老板担心的一样，另外一个让熊永其感到头疼的问题是，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链条在罗定还不是特别完善。与深圳相当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罗定的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链接还有待完善。“上下游产品的厂家上来了一些，但不多，我希望他们能够追过来。”熊永其说。
当记者让熊永其介绍一位撤离珠三角的港资企业的朋友接受采访时，他婉言拒绝：“算了吧，我怕他们在你面前哭。”
祸，福之所依
“13年了，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很正确。”作为雅达集团董事总经理，徐剑雄谈起自己的同行和朋友的境遇，一脸的庆幸、后怕和无奈。
徐剑雄一再跟记者提起自己依然在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办厂的朋友们的境遇——《劳动合同法》、外资企业加重的纳税负担、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以及日益走强的人民币汇率，这一切都在挤占着朋友们的利润空间。
只不过，提前13年向广东山区云浮市下辖的县级市——罗定市迁移的雅达电子，在这场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由红海变成干涸的退潮过程中，幸运地使自己避开成为无数个没有“穿内裤”的外资中的一员。
雅达电子1971年成立于香港，是全球500强企业美国爱默生电气的全资控股子公司，自1988年开始向中国内地投资，同年成立深圳雅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电源供应器制造商。1988年，出于生产成本和人力资源的两方面考虑，雅达进入深圳宝安区开设工厂。
“到了1995年，我们发现深圳本地可供我们调配的资源越来越少，生产成本已经很高。所以决定将工厂迁出宝安区。”徐剑雄回忆说，在决定进入罗定之前，他考察了很多地方。除了考察广东东部、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外，还考察了浙江和福建一带的投资环境。但最终还是将目标锁定在靠近公司订单集中地香港的南方城市，并最终选择落户罗定。
1995年，深圳已经开始提出着重培育和引入高科技的企业，雅达这样的加工生产型企业受到重视的程度越来越低。当年还云集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深圳宝安区，如今已经成为商业区。
“现在回想起当年选择罗定的决策，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徐剑雄说，1995年，在深圳宝安区，像雅达一样做出类似选择的电子企业并不多。后来这些企业都陆续迁移到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一带。从竞争力上来谈，13年前的选择，也拉大了雅达和同行的距离。雅达目前在全球有两大生产基地，一个是在菲律宾，一个就是在中国的罗定。徐剑雄表示，未来罗定基地将承担更多的产能。
对于目前东莞和佛山的电子、制鞋企业纷纷倒闭和撤离的现象，徐剑雄将原因归结为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加，特别是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已经难以承受。
他说：“尽管我们13年前把自己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加工环节搬到了罗定，但是《劳动合同法》颁布、两税合一以及环保等问题，已经成为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刚性成本，无论这些外资迁到何地，能够对冲的成本空间其实并不大。”
好在云浮地区的综合生产成本要比珠三角和其他内陆城市低很多。徐剑雄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迁到罗定之后，雅达的劳工使用成本减少了30%左右，运输成本则只增加了5%。这样算下来，雅达至少节约了25%的生产成本。
另外，雅达的产品过去主要是出口，但今年以来内销的部分有所增长。因此，将工厂迁移到罗定这样的内陆城市，实际上为这部分内销产品节省了不少的物流成本。云浮经济贸易局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表示，雅达在罗定13年，从1亿元的规模到现在的20亿元，“十一五”期间还要搞大到40亿元的规模，云浮正争取说服该公司把总部也迁往罗定。
徐剑雄告诉记者，他到东南亚地区做过详细考察，得出的结果是，不管从人力还是其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来看，中国依然是不二选择。
“我也考虑过只保留菲律宾一家基地，以前中国的成本比菲律宾要高，但是现在两个基地的运行成本已经相差无几了。”在徐剑雄看来，罗定的零部件配套和资源配套都好过菲律宾。
目前让徐剑雄最为头疼的是高级技工的缺乏，现在雅达电子的中层以上技术人员都来自罗定或者云浮其他下辖县市。不过，由于目前云浮的职业教育不是很发达，技工学校十分缺乏，雅达电子依然有50%的劳工需要从外地招聘。“一个重要难题是，很多技工人才都喜欢在深圳、珠海等城市工作，我们雅达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他配套一些比大城市的优惠措施，比如说更高工资，让他们愿意来云浮。”徐剑雄说。
徐剑雄建议，目前很多云浮当地人都到珠三角城市去打工，云浮市政府完全可以想办法把这些在珠三角务工的成熟产业工人吸引回家乡就业，特别是吸引那些从云浮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们回来建设家乡。
“有很多同行或朋友都在我的介绍下来到云浮，不过他们最看重的还是交通问题，我想这也是云浮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云浮的优势更要保持，如果优势太少了，就不能吸引那么多的企业来投资了。”徐剑雄说。
新能源概念红火背后的危机
经济半小时：新能源概念红火背后的危机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8日 21:54 CCTV经济半小时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大洲：“多晶硅还原出来的尾气，我们是采用干法回收系统，把这个尾气里面的四氯化硅、三氯氢硅、氯化氢和氢气，一个一个组份分开，然后返回我们系统使用，这个尾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回收的。”
在工厂的一条明沟中，记者见到了像雪一样的泡沫，这就是工厂最后排出的废物，难道这会是剧毒的四氯化硅？
严大洲：“看着是非常雪白的，但是它是一种高纯的二氧化硅，实际上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大家都很熟悉，海滨砂的成份就是二氧化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石灰石的一些渣，就是没有烧透的这个石灰石跟它混合在一起中和完了以后，作为一个中性渣，最后用来填坑，用来铺路都可以，没有什么污染的。”
那么中硅公司每年近万吨的四氯化硅如何处理呢？严大洲告诉记者，2007年，他们20%的四氯化硅都回收处理，剩下的80%销售给了下游需要四氯化硅原料的化工厂，正在实施的工程要全部转化为三氯氢硅和气相二氧化硅，几乎无外派废弃物。记者在销售部，见到了四氯化硅的销售合同。
虽然中硅公司利用自主研发的闭环改良西门子技术，解决了1000吨以下多晶硅生产的环保问题，但作为中国多晶硅最权威的科学家之一，中科院院士王占国教授，还是对国内大量上马的多晶硅项目所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感到担忧，因为这些项目现有的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副产物的回收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占国：“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多晶硅生产企业都采用闭环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这种技术基本上可满足环保要求；但采用技术比较落后的非闭环的所谓改良西门子法的厂家生产多晶硅，不仅能耗高，而且必将(或多或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洛阳中硅公司和当地的环保部门告诉记者，洛阳中硅确实对多晶硅生产中产生的剧毒尾气和副产品进行了回收；但另一方面专家又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的技术还不具备根治污染的能力。然而国内投资多晶硅正在成为一股热潮，各方利益都希望从多晶硅上面淘出一座金山。
龙国柱是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随着2005年12月，他的母公司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4亿美元之后，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中国太阳能概念迅速升温，其后两年内阿特斯、赛维LDK、天威英利等10余家企业也先后登陆海外资本市场，而中国的各类中小型光伏企业更是遍地开花，龙国柱越来越感受到原材料多晶硅的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整个光伏产业发展的瓶颈。
多晶硅，作为太阳能产业发展所需的重要工业原料，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的总需求约为2万吨，然而中国2006年的总产量才只有287吨。如此紧缺的产品遭到了下游太阳能光伏企业的哄抢，价格从原来的20美元/公斤飙升到了300美元/公斤。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望海龙告诉记者，多晶硅价格自2005年到现在就一路的飙升，到现在仍然在涨，即是这么高的价位的话，仍然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有的客商甚至都是把钱打到账户上排队，但也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拿到货。
多晶硅的财富神话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各地纷纷宣称要上马多晶硅项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秘书长袁桐对全国多晶硅项目做了统计：中国目前准备或者宣称要上多晶硅项目的大概有30多家，而已经在建的项目有13家左右。
与此同时，多晶硅产业也成为了不少地方政府十分热衷的项目，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将多晶硅建设列为了“一号工程”。在目前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把拉动快速拉动GDP的希望寄托在了多晶硅身上。
河南省偃师市委书记原文涛：“从目前多晶硅的价格来看，它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确实很大，因为一吨多晶硅就卖到两百万以上，所以说一千吨的规模那就有将近20个亿的销售数额，那当然对当地GDP的发展，对工业的发展和GDP的增长会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于是，一个个多晶硅建设的洪亮口号在中国响起：南玻集团5000吨多晶硅项目、通威集团10000吨项目、天威英利5000吨项目、爱信硅科技10000吨项目、亚洲硅业6000吨多晶硅、江苏阳光(14.06,0.22,1.59%,吧)4500吨项目……这些规划的项目产能已经远远超出全球的需求，看到这些数字，洛阳中硅公司总工程师严大洲感到不可思议，上万吨的企业应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应该说不超过一家，除了汉姆洛克这一家，其他没有几家能超过一万吨的，如果说一次做到一万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在中科院院士王占国教授看来，这些多晶硅项目的无序上马，实际上是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王院士告诉记者，欧美先进的改良西门子工艺已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多晶硅生产的能耗和环保问题，然而目前这个技术对中国严格封锁。就我所知，目前中国多晶硅生产除了中硅等公司在自主研发外，还有利用俄罗斯的多晶硅提纯技术结合引进欧美的设备的厂家；但这些技术与国际先进的技术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未彻底解决高能耗和环保问题。
记者：“现在这种多晶硅技术，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占国：“如果不采取这种先进的闭环生产方式和优化的工艺路线，那么除造成环境污染外，能耗高，成本高，难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然而就是这样并不成熟的多晶硅企业现在却成了许多上市公司眼中的“唐僧肉”，多家上市公司染指多晶硅项目，并凭借新能源概念受到市场热捧，然而，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秘书长袁桐却对这些企业深表忧虑：有些上市公司它为了募集资金或者融资，它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融资的项目在做的也有。
制造太阳能电池还离不开多晶硅这种基础原材料，换句话也就是说，抓住了多晶硅这个产业，也就能掐住整个太阳能电池产业的脖子，正因为这样，国际上对多晶硅生产实行了技术封锁、市场垄断，到目前为止，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多晶硅生产国，没有一家企业宣布在中国建厂，更谈不上转让技术，国内上马的众多多晶硅项目，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并成为了一些上市公司融资炒作的工具，技术储备不足，加上盲目的资本驱动，给这个产业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祸根。
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国柱一直盼着中国的多晶硅产量能早日上来，这样他们公司的进货成本就会少了很多，但他也为现在上马的多晶硅同行捏着一把汗，因为一旦供求平衡了，价格下落了，不少企业将会死路一条。
目前，洛阳中硅的2000吨生产线正在建设，今年底即可建成投产。而我国也有十几家企业已经开工建设多晶硅的生产线，如果都按计划建设完成，到2010年将有可能超过6万吨，与此同时，国外多晶硅生产企业也在纷纷扩产、新建，预计到2010年多晶硅产能将达到10万吨，是目前的3倍以上。在目前国内多晶硅企业同国外同行相比，没有技术和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势必将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
除了市场风险外，更让王占国院士担心的是，投资多晶硅的大部分企业之前并没有该行业甚至化工产业的背景，但却描绘了一幅极为亮丽的投资前景，但事实上这样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了，上马一条1000吨多晶硅生产线大约需要10亿元，而多晶硅对系统性要求非常高，不是单套，而是几百套上千套设备相互配合才能做出产品，因为大量易燃易爆气体的存在，所以对生产过程的安全要求很高，副产品回收方面也需很高的工艺水平和技术风险。
王占国：“要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即成本低、质量高的产品，那样门槛是很高的，因为它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技术、设备和人才的要求都非常高，要精心设计、严格管理，各种人员的相互紧密配合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它不是一个简单单一技术，一个一千吨多晶硅厂要投资十亿多，这么大的规模，除资金、设备外，还须要一个技术团队，物理的、材料的、化学的和工程的人才都要有。”
然而，由于中国此前只有洛阳单晶硅厂和峨眉半导体材料厂两家多晶硅生产企业，因此人才储备远远满足不了目前那么多多晶硅厂的需要，一旦组建不起一只实力过硬的技术和管理团队，再精良的设备也将成为一堆废铁。
与此同时，环保风险将一直伴随着多晶硅生产，因为一旦管理不善，就会造成有毒气体的泄露，发生爆炸，另外，由于需要四氯化硅的企业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多晶硅企业的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那么多的四氯化硅，企业将受到环保部门的严厉处罚。
面对目前多晶硅无序上马的状况，中科院院士王占国教授等在去年连云港(9.70,0.00,0.00%,吧)召开的中科院技术论坛上，已向有关部门呼吁，希望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多晶硅产业。
记者：“作为院士，你自己来讲的话，你是对大规模的无序的上马这些太阳能产业，持反对意见？”
王占国：“对，我想政府应该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如像多晶硅这样的战略资源发展政策等，一是要择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独立自主的发展我国的多晶硅产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严格限制技术落后的、高能耗和可能造成对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盲目上马，已经上了的项目也要限期改进工艺技术，实现闭环生产。”
半小时观察：新能源不应挂羊头卖狗肉
太阳能和其他替代能源产业本来是一个值得人们对其充满期待的阳光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现在却危机四伏，令人担心：一方面由于技术落后，许多新能源公司反而成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坏典型；另一方面新能源行业出现的这种只卖概念、不重实效、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局面，会严重危及到新能源这个领域的未来发展。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要遵守市场规律，新能源产业也不例外。在这方面，政府除了要对企业投入新能源研发进行鼓励和支持外，还要加强技术支持和产业动态引导，以避免出现各种项目大规模无序上马的情况出现。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只是为了利用新能源的概念捞一笔就走，甚至不惜对环境进行恶劣破坏，那么这样的责任缺失企业在市场上也走不远、活不长。
主编：张凯华
记者：周羿翔
摄像：李培 贡存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大洲：“多晶硅还原出来的尾气，我们是采用干法回收系统，把这个尾气里面的四氯化硅、三氯氢硅、氯化氢和氢气，一个一个组份分开，然后返回我们系统使用，这个尾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回收的。”
在工厂的一条明沟中，记者见到了像雪一样的泡沫，这就是工厂最后排出的废物，难道这会是剧毒的四氯化硅？
严大洲：“看着是非常雪白的，但是它是一种高纯的二氧化硅，实际上是二氧化硅，二氧化硅大家都很熟悉，海滨砂的成份就是二氧化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石灰石的一些渣，就是没有烧透的这个石灰石跟它混合在一起中和完了以后，作为一个中性渣，最后用来填坑，用来铺路都可以，没有什么污染的。”
那么中硅公司每年近万吨的四氯化硅如何处理呢？严大洲告诉记者，2007年，他们20%的四氯化硅都回收处理，剩下的80%销售给了下游需要四氯化硅原料的化工厂，正在实施的工程要全部转化为三氯氢硅和气相二氧化硅，几乎无外派废弃物。记者在销售部，见到了四氯化硅的销售合同。
虽然中硅公司利用自主研发的闭环改良西门子技术，解决了1000吨以下多晶硅生产的环保问题，但作为中国多晶硅最权威的科学家之一，中科院院士王占国教授，还是对国内大量上马的多晶硅项目所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感到担忧，因为这些项目现有的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副产物的回收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占国：“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多晶硅生产企业都采用闭环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这种技术基本上可满足环保要求；但采用技术比较落后的非闭环的所谓改良西门子法的厂家生产多晶硅，不仅能耗高，而且必将(或多或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洛阳中硅公司和当地的环保部门告诉记者，洛阳中硅确实对多晶硅生产中产生的剧毒尾气和副产品进行了回收；但另一方面专家又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的技术还不具备根治污染的能力。然而国内投资多晶硅正在成为一股热潮，各方利益都希望从多晶硅上面淘出一座金山。
龙国柱是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随着2005年12月，他的母公司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4亿美元之后，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中国太阳能概念迅速升温，其后两年内阿特斯、赛维LDK、天威英利等10余家企业也先后登陆海外资本市场，而中国的各类中小型光伏企业更是遍地开花，龙国柱越来越感受到原材料多晶硅的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整个光伏产业发展的瓶颈。
多晶硅，作为太阳能产业发展所需的重要工业原料，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的总需求约为2万吨，然而中国2006年的总产量才只有287吨。如此紧缺的产品遭到了下游太阳能光伏企业的哄抢，价格从原来的20美元/公斤飙升到了300美元/公斤。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望海龙告诉记者，多晶硅价格自2005年到现在就一路的飙升，到现在仍然在涨，即是这么高的价位的话，仍然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有的客商甚至都是把钱打到账户上排队，但也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拿到货。
多晶硅的财富神话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各地纷纷宣称要上马多晶硅项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秘书长袁桐对全国多晶硅项目做了统计：中国目前准备或者宣称要上多晶硅项目的大概有30多家，而已经在建的项目有13家左右。
与此同时，多晶硅产业也成为了不少地方政府十分热衷的项目，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将多晶硅建设列为了“一号工程”。在目前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把拉动快速拉动GDP的希望寄托在了多晶硅身上。
河南省偃师市委书记原文涛：“从目前多晶硅的价格来看，它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确实很大，因为一吨多晶硅就卖到两百万以上，所以说一千吨的规模那就有将近20个亿的销售数额，那当然对当地GDP的发展，对工业的发展和GDP的增长会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于是，一个个多晶硅建设的洪亮口号在中国响起：南玻集团5000吨多晶硅项目、通威集团10000吨项目、天威英利5000吨项目、爱信硅科技10000吨项目、亚洲硅业6000吨多晶硅、江苏阳光(14.06,0.22,1.59%,吧)4500吨项目……这些规划的项目产能已经远远超出全球的需求，看到这些数字，洛阳中硅公司总工程师严大洲感到不可思议，上万吨的企业应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应该说不超过一家，除了汉姆洛克这一家，其他没有几家能超过一万吨的，如果说一次做到一万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在中科院院士王占国教授看来，这些多晶硅项目的无序上马，实际上是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王院士告诉记者，欧美先进的改良西门子工艺已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多晶硅生产的能耗和环保问题，然而目前这个技术对中国严格封锁。就我所知，目前中国多晶硅生产除了中硅等公司在自主研发外，还有利用俄罗斯的多晶硅提纯技术结合引进欧美的设备的厂家；但这些技术与国际先进的技术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未彻底解决高能耗和环保问题。
记者：“现在这种多晶硅技术，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占国：“如果不采取这种先进的闭环生产方式和优化的工艺路线，那么除造成环境污染外，能耗高，成本高，难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然而就是这样并不成熟的多晶硅企业现在却成了许多上市公司眼中的“唐僧肉”，多家上市公司染指多晶硅项目，并凭借新能源概念受到市场热捧，然而，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秘书长袁桐却对这些企业深表忧虑：有些上市公司它为了募集资金或者融资，它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融资的项目在做的也有。
制造太阳能电池还离不开多晶硅这种基础原材料，换句话也就是说，抓住了多晶硅这个产业，也就能掐住整个太阳能电池产业的脖子，正因为这样，国际上对多晶硅生产实行了技术封锁、市场垄断，到目前为止，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多晶硅生产国，没有一家企业宣布在中国建厂，更谈不上转让技术，国内上马的众多多晶硅项目，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并成为了一些上市公司融资炒作的工具，技术储备不足，加上盲目的资本驱动，给这个产业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祸根。
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国柱一直盼着中国的多晶硅产量能早日上来，这样他们公司的进货成本就会少了很多，但他也为现在上马的多晶硅同行捏着一把汗，因为一旦供求平衡了，价格下落了，不少企业将会死路一条。
目前，洛阳中硅的2000吨生产线正在建设，今年底即可建成投产。而我国也有十几家企业已经开工建设多晶硅的生产线，如果都按计划建设完成，到2010年将有可能超过6万吨，与此同时，国外多晶硅生产企业也在纷纷扩产、新建，预计到2010年多晶硅产能将达到10万吨，是目前的3倍以上。在目前国内多晶硅企业同国外同行相比，没有技术和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势必将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
除了市场风险外，更让王占国院士担心的是，投资多晶硅的大部分企业之前并没有该行业甚至化工产业的背景，但却描绘了一幅极为亮丽的投资前景，但事实上这样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了，上马一条1000吨多晶硅生产线大约需要10亿元，而多晶硅对系统性要求非常高，不是单套，而是几百套上千套设备相互配合才能做出产品，因为大量易燃易爆气体的存在，所以对生产过程的安全要求很高，副产品回收方面也需很高的工艺水平和技术风险。
王占国：“要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即成本低、质量高的产品，那样门槛是很高的，因为它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技术、设备和人才的要求都非常高，要精心设计、严格管理，各种人员的相互紧密配合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它不是一个简单单一技术，一个一千吨多晶硅厂要投资十亿多，这么大的规模，除资金、设备外，还须要一个技术团队，物理的、材料的、化学的和工程的人才都要有。”
然而，由于中国此前只有洛阳单晶硅厂和峨眉半导体材料厂两家多晶硅生产企业，因此人才储备远远满足不了目前那么多多晶硅厂的需要，一旦组建不起一只实力过硬的技术和管理团队，再精良的设备也将成为一堆废铁。
与此同时，环保风险将一直伴随着多晶硅生产，因为一旦管理不善，就会造成有毒气体的泄露，发生爆炸，另外，由于需要四氯化硅的企业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多晶硅企业的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那么多的四氯化硅，企业将受到环保部门的严厉处罚。
面对目前多晶硅无序上马的状况，中科院院士王占国教授等在去年连云港(9.70,0.00,0.00%,吧)召开的中科院技术论坛上，已向有关部门呼吁，希望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多晶硅产业。
记者：“作为院士，你自己来讲的话，你是对大规模的无序的上马这些太阳能产业，持反对意见？”
王占国：“对，我想政府应该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如像多晶硅这样的战略资源发展政策等，一是要择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独立自主的发展我国的多晶硅产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严格限制技术落后的、高能耗和可能造成对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盲目上马，已经上了的项目也要限期改进工艺技术，实现闭环生产。”
半小时观察：新能源不应挂羊头卖狗肉
太阳能和其他替代能源产业本来是一个值得人们对其充满期待的阳光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现在却危机四伏，令人担心：一方面由于技术落后，许多新能源公司反而成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坏典型；另一方面新能源行业出现的这种只卖概念、不重实效、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局面，会严重危及到新能源这个领域的未来发展。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要遵守市场规律，新能源产业也不例外。在这方面，政府除了要对企业投入新能源研发进行鼓励和支持外，还要加强技术支持和产业动态引导，以避免出现各种项目大规模无序上马的情况出现。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只是为了利用新能源的概念捞一笔就走，甚至不惜对环境进行恶劣破坏，那么这样的责任缺失企业在市场上也走不远、活不长。
主编：张凯华
记者：周羿翔
摄像：李培 贡存
Monday, April 07, 2008
中国商人在迪拜如鱼得水 买下人造"上海岛"
中国商人在迪拜如鱼得水 买下人造"上海岛"(图) 新华网
现在要说起中东哪个城市最著名，恐怕大家都会回答“迪拜”。是的，迪拜如今成了全世界最有名、最奢华闪亮的大都市之一，也是中东、乃至世界的新兴经济中心。而迪拜对中国人来说更加不陌生。据统计，目前在迪拜经商和工作的华人高达10万人。当《世界新闻报》记者到了迪拜，和很多常年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华人聊过之后，更是听说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在迪拜的华人总数可能高达15万之多。
在迪拜停留的数日里，《世界新闻报》记者真切地感受到华人在那里的生活，以及华人对迪拜的贡献。
温州老板坐拥四商城
初到迪拜时，记者拜访了我驻迪拜总领馆的高有桢总领事，高总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在迪拜是响当当的人物。当我问到迪拜华人里比较成功的有哪位时，高总一下子就想起了陈志远。
在迪拜华人圈子里，提起陈志远的名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50多岁的陈志远有一个半官方的职务，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这位陈会长的来头可不简单。在迪拜，他开有四家商城，中国商品城、轻工城、志远鞋城和汽配五金城。在迪拜的Musalla路上，四家商城比邻而立。最显眼的轻工城大楼楼顶处的五个汉字“中国轻工城”熠熠生辉。
“温州的鞋很出名，物美价廉，我们看到了迪拜的商机，就来到了这里，最开始就是卖鞋，后来事业越滚越大，就到了今天这样。”说到自己事业上的成就，陈志远很低调，“1999年我刚到迪拜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外语、签证、办事程序、法律等等，碰了不少钉子，但是我不灰心，我相信这里是我能够取得成功的地方，所以我坚持。”陈志远说。
资料图片：迪拜按世界地图形状打造的世界岛效果图
“有了一些成功的经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的温州同乡介绍来一起挣钱，迪拜的很多温州人或我们国家其它城市的朋友都是我介绍来的。现在大家在这里都干得不错，我也很开心。”风雨过后总是彩虹，陈志远的坚持也为他带来日后的喜悦。如今，走在这四家商城所在的街区，中国人的面孔比比皆是，有的在这里工作，也有的前来购物，周边的旅店，也大多居住着前来经商或旅游的中国人，甚至还有几家中国餐馆就在这个街区里。这里，俨然成了迪拜的“城中之城”。
“我们这里就是国内常说的迪拜‘中国城’。”陈志远说。
房地产老总英语流利
去年，一则《中国商人一掷千金拿下迪拜世界地图岛之上海岛》的消息在国内不胫而走。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走高，又是什么人在把地产热带到了迪拜？
在迪拜一栋豪华别墅里，《世界新闻报》记者见到了叶建民。他是上海一家民营企业“中州集团”的常务副总裁。正是这家民营企业，斥资2800万美元购下了上海岛。见到叶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现在民营企业领导已经换了样子。以前，我一直认为民营企业老总是那些只会享受名车豪宅的幕后人物，而眼前这位叶总侃侃而谈的商业思想和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对民营企业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谈到买上海岛这一大手笔，叶总说：“我们投资这个岛，就是看中了它的市场。”叶总说，“我们已经为上海岛做了一个整体设计，在岛上建高档别墅区和会所，来吸引欧美高端人士在此消费。”
小超市里应有尽有
要说在国外居住的华人有什么共同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可能莫过于买不到中国菜需要的调料、难以在家里吃上可口的饭菜了。但是在迪拜，这一问题就不存在，因为这里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国超市。
在迪拜中国商品城二楼一个门脸不大的小商铺里，女老板王月眉边给新到的货物打价签，边向记者介绍说：“你看，我这里出售的全是中国食品，你在国内能买到什么，我这里几乎全买得到。”
毫不夸张地说，这家小店是在中东地区国家生活的华人到迪拜时铁定会去的地方，米醋、老抽、花椒、老干妈辣酱甚至速冻水饺、旺旺米饼和泡椒凤爪，应有尽有。因为对于这里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中国式烹饪所需调味品的“补给站”。很多顾客都是整箱整箱地购买各种佐料和食品。“这回吃饺子终于有醋蘸了。”从沙特到迪拜出差的中国小伙子姚一磊一边忙着把10桶醋往纸箱里装一边说，“我这回专门带了个大行李箱，全预备装了中国佐料带回去的。”这家小小的超市，已经成为了中东地区华人圈中有着响当当知名度的中国超市。
王月眉告诉记者，几年来，小店名气都是靠来过的人口口相传而越来越大的，有些在其他中东国家长期居住的华人，时常会打电话来订货，然后托朋友帮忙捎过去。
中国“的哥”迪拜拉活
“中国城”位于迪拜的老城区，是迪拜堵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也被不少迪拜出租车司机视为载客“禁区”。一天，《世界新闻报》记者在该地区采访结束后，在路边苦等40多分钟也没等到一辆出租车。在几近绝望的时候，来了一辆出租车，更让记者惊喜的是，司机是中国“的哥”。
这位名叫杨洪超的司机说，他在迪拜跑“个体”出租车已经一年多了，他的乘客多是中国人。据他说，迪拜的出租车司机很多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由于中国游客语言不通，打车时讲不清目的地，所以有些司机不爱拉中国乘客。“见着同胞，能帮就帮一把呗。”杨洪超说，平时他看到路边有中国人等车，肯定要停下问一声。“‘中国城’堵车，别的司机可以不来，我肯定得来。”
新闻现场：在迪拜公路边打车不容易
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再吝啬的人到了迪拜也会变成购物狂，亲历迪拜之后才知道此言不虚。全市十多家超大型商场一个赛一个地气势恢弘，随便挑一家，都可以逛一整天不用出来。由于实行零关税制，一些欧洲知名品牌在迪拜的售价甚至比在本国还要便宜，而那些中档商品的品种，也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多得多。遇上打折季，更能出现“用地摊价格淘得品牌货”的“奇迹”。
于是，每天当迪拜各大购物中心打烊时，就会有数以千计的顾客在商场门前排起长长队等出租车。很多逛得精疲力竭的人坐在地上或购物车中打盹。等上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小时才能坐上出租车，已经成为迪拜商场里常见的现象。
“迪拜什么都好，就是打车太难了。”多数曾到迪拜自由行的游客都有过相似经历：任你在酷热的天气里满头大汗地站在路边对着一辆辆空驶出租车招手示意甚至是振臂高呼，可就是没有一辆停下来。
对此，出租车司机的解释有二，一是出租车调度站已经给司机指派任务，所以中途不能停车拉别的乘客。二是游客打车的地点不对。原来，在迪拜的大街上，只有在路边发现一块向人行道凸起的拐弯，那才是出租车可以停靠的地方。
而更让打车人无奈的是，有时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出租车，却被司机以“不认路”为由拒载。在迪拜多年的王晓洲告诉记者，“不认路”其实是客气的说法，真正原因是司机嫌乘客要去的地方太堵车。“说来好笑，他们不愿意拉活儿去堵车严重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样他们就不能开快车了。”迪拜人喜欢开快车是有名的，出租车司机也不例外。
www.eCargocontrol.com
现在要说起中东哪个城市最著名，恐怕大家都会回答“迪拜”。是的，迪拜如今成了全世界最有名、最奢华闪亮的大都市之一，也是中东、乃至世界的新兴经济中心。而迪拜对中国人来说更加不陌生。据统计，目前在迪拜经商和工作的华人高达10万人。当《世界新闻报》记者到了迪拜，和很多常年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华人聊过之后，更是听说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在迪拜的华人总数可能高达15万之多。
在迪拜停留的数日里，《世界新闻报》记者真切地感受到华人在那里的生活，以及华人对迪拜的贡献。
温州老板坐拥四商城
初到迪拜时，记者拜访了我驻迪拜总领馆的高有桢总领事，高总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在迪拜是响当当的人物。当我问到迪拜华人里比较成功的有哪位时，高总一下子就想起了陈志远。
在迪拜华人圈子里，提起陈志远的名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50多岁的陈志远有一个半官方的职务，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这位陈会长的来头可不简单。在迪拜，他开有四家商城，中国商品城、轻工城、志远鞋城和汽配五金城。在迪拜的Musalla路上，四家商城比邻而立。最显眼的轻工城大楼楼顶处的五个汉字“中国轻工城”熠熠生辉。
“温州的鞋很出名，物美价廉，我们看到了迪拜的商机，就来到了这里，最开始就是卖鞋，后来事业越滚越大，就到了今天这样。”说到自己事业上的成就，陈志远很低调，“1999年我刚到迪拜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外语、签证、办事程序、法律等等，碰了不少钉子，但是我不灰心，我相信这里是我能够取得成功的地方，所以我坚持。”陈志远说。
资料图片：迪拜按世界地图形状打造的世界岛效果图
“有了一些成功的经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的温州同乡介绍来一起挣钱，迪拜的很多温州人或我们国家其它城市的朋友都是我介绍来的。现在大家在这里都干得不错，我也很开心。”风雨过后总是彩虹，陈志远的坚持也为他带来日后的喜悦。如今，走在这四家商城所在的街区，中国人的面孔比比皆是，有的在这里工作，也有的前来购物，周边的旅店，也大多居住着前来经商或旅游的中国人，甚至还有几家中国餐馆就在这个街区里。这里，俨然成了迪拜的“城中之城”。
“我们这里就是国内常说的迪拜‘中国城’。”陈志远说。
房地产老总英语流利
去年，一则《中国商人一掷千金拿下迪拜世界地图岛之上海岛》的消息在国内不胫而走。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走高，又是什么人在把地产热带到了迪拜？
在迪拜一栋豪华别墅里，《世界新闻报》记者见到了叶建民。他是上海一家民营企业“中州集团”的常务副总裁。正是这家民营企业，斥资2800万美元购下了上海岛。见到叶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现在民营企业领导已经换了样子。以前，我一直认为民营企业老总是那些只会享受名车豪宅的幕后人物，而眼前这位叶总侃侃而谈的商业思想和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对民营企业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谈到买上海岛这一大手笔，叶总说：“我们投资这个岛，就是看中了它的市场。”叶总说，“我们已经为上海岛做了一个整体设计，在岛上建高档别墅区和会所，来吸引欧美高端人士在此消费。”
小超市里应有尽有
要说在国外居住的华人有什么共同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可能莫过于买不到中国菜需要的调料、难以在家里吃上可口的饭菜了。但是在迪拜，这一问题就不存在，因为这里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国超市。
在迪拜中国商品城二楼一个门脸不大的小商铺里，女老板王月眉边给新到的货物打价签，边向记者介绍说：“你看，我这里出售的全是中国食品，你在国内能买到什么，我这里几乎全买得到。”
毫不夸张地说，这家小店是在中东地区国家生活的华人到迪拜时铁定会去的地方，米醋、老抽、花椒、老干妈辣酱甚至速冻水饺、旺旺米饼和泡椒凤爪，应有尽有。因为对于这里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中国式烹饪所需调味品的“补给站”。很多顾客都是整箱整箱地购买各种佐料和食品。“这回吃饺子终于有醋蘸了。”从沙特到迪拜出差的中国小伙子姚一磊一边忙着把10桶醋往纸箱里装一边说，“我这回专门带了个大行李箱，全预备装了中国佐料带回去的。”这家小小的超市，已经成为了中东地区华人圈中有着响当当知名度的中国超市。
王月眉告诉记者，几年来，小店名气都是靠来过的人口口相传而越来越大的，有些在其他中东国家长期居住的华人，时常会打电话来订货，然后托朋友帮忙捎过去。
中国“的哥”迪拜拉活
“中国城”位于迪拜的老城区，是迪拜堵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也被不少迪拜出租车司机视为载客“禁区”。一天，《世界新闻报》记者在该地区采访结束后，在路边苦等40多分钟也没等到一辆出租车。在几近绝望的时候，来了一辆出租车，更让记者惊喜的是，司机是中国“的哥”。
这位名叫杨洪超的司机说，他在迪拜跑“个体”出租车已经一年多了，他的乘客多是中国人。据他说，迪拜的出租车司机很多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由于中国游客语言不通，打车时讲不清目的地，所以有些司机不爱拉中国乘客。“见着同胞，能帮就帮一把呗。”杨洪超说，平时他看到路边有中国人等车，肯定要停下问一声。“‘中国城’堵车，别的司机可以不来，我肯定得来。”
新闻现场：在迪拜公路边打车不容易
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再吝啬的人到了迪拜也会变成购物狂，亲历迪拜之后才知道此言不虚。全市十多家超大型商场一个赛一个地气势恢弘，随便挑一家，都可以逛一整天不用出来。由于实行零关税制，一些欧洲知名品牌在迪拜的售价甚至比在本国还要便宜，而那些中档商品的品种，也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多得多。遇上打折季，更能出现“用地摊价格淘得品牌货”的“奇迹”。
于是，每天当迪拜各大购物中心打烊时，就会有数以千计的顾客在商场门前排起长长队等出租车。很多逛得精疲力竭的人坐在地上或购物车中打盹。等上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小时才能坐上出租车，已经成为迪拜商场里常见的现象。
“迪拜什么都好，就是打车太难了。”多数曾到迪拜自由行的游客都有过相似经历：任你在酷热的天气里满头大汗地站在路边对着一辆辆空驶出租车招手示意甚至是振臂高呼，可就是没有一辆停下来。
对此，出租车司机的解释有二，一是出租车调度站已经给司机指派任务，所以中途不能停车拉别的乘客。二是游客打车的地点不对。原来，在迪拜的大街上，只有在路边发现一块向人行道凸起的拐弯，那才是出租车可以停靠的地方。
而更让打车人无奈的是，有时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出租车，却被司机以“不认路”为由拒载。在迪拜多年的王晓洲告诉记者，“不认路”其实是客气的说法，真正原因是司机嫌乘客要去的地方太堵车。“说来好笑，他们不愿意拉活儿去堵车严重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样他们就不能开快车了。”迪拜人喜欢开快车是有名的，出租车司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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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彻：把中国工厂迁往越南已经太晚
沈彻：把中国工厂迁往越南已经太晚http://view.QQ.com 2008年04月07日08:01 东方早报 沈彻 评论1220条 沈彻
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不少在华外商都纷纷考虑将投资转至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越南。但如今外商在越南又不得不应对新的劳资难题：随着赴越建厂的外资企业增多，罢工也日益频繁。越南在2006年只发生了150余起罢工，约16万人参与；而到了2007年，罢工事件已高达541起，约有35万人参与，涉及24个省市。（3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
据越南《劳动报》报道，今年以来，越南南部工人罢工事件不断，已经发生数十起，并呈上升趋势。例如，1月8日在胡志明市新顺出口加工区就连续发生3起工人罢工事件。1月16日一天内就有韩国公司、澳大利亚公司、2家日本公司和1家越南公司发生工人罢工。而最新的一起大规模罢工事件发生在耐克公司的一家制鞋工厂，据法新社4月2日报道，至少1.5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要求厂方提高他们的薪酬，以应对越南国内不断飞涨的物价。
工人的要求隐约反映出越南的高通胀已开始对该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构成威胁。越南2007年的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了4个百分点，而今年第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9.2%，近一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率更是达到13年来最高的19%，远远超出了越南自2000年以来7.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食品价格上涨带领下的通货膨胀，对于食物部分开支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底层民众来说，必然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并且真正的合法了…
行贿15次，照样当院长？
[别让稳定压倒法律][一盆污血何谈换不得]
[警惕买官潜规则成显规则][为法律掬一把泪]
地方官团购豪宅，谁来监督
[为何无所畏惧？][如何打破“特权联盟”]
热点：[富人该为谁说话 300亿建文化城?]
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通胀，如宣布今年将把大米出口削减11%（越南为世界第三大米出口国），以求抑制不断上升的食品价格；越南央行收紧了对商业银行储备的要求及其贷款的条件，限制贷款购买股票以打击股市投机，并使越南证交所指数在今年前三个月里下跌了44%；越南领导人最近表示，为遏制物价上涨势头，越南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要调低。虽然越南政府在2006年已经把全国外资工厂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5%，2007年又在此基础上提高了12%，今年1月河内地区又率先提薪13%，但工会表示，估计工资涨幅仍难以弥补未来数年内物价指数高涨的趋势。
据专家介绍，越南民众多“重视家庭生活，不愿加班，多给钱都不干”。而越南法律也明文确认，除非导致公共危机，否则任何人均无权出面阻止罢工。虽然越南《西贡解放报》和《经济时报》报道，近期几乎所有罢工事件都是自发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基层工会领导，严格来说属于非法，但政府希望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每年8月调整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过程中，充分表达各自意见，通过博弈达成共识。
但如今愈演愈烈的罢工浪潮已经让越南政府开始反思一直以来对罢工采取的宽容而暧昧的态度。1月30日，越南政府颁布第12号决定，对《劳动法》第176条关于暂缓与停止罢工和解决劳动者集体权益的规定作了具体规定和解释，明确了5种经总理决定后须暂缓或停止“严重危及国民经济基础和公共利益”的罢工。
越南的罢工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投资的纺织成衣和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但这些原本看中越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企业，如今正发现自己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由于多年战乱，越南的男性劳动力相当缺乏；越南8700万的全国人口数无疑难以为更多的制造业工厂提供如中国般足够深广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以及足够多的适应高技术含量工作要求的人才；越南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也引发了更多的贸易摩擦，例如自2006年来欧盟对中国和越南生产的皮鞋分别征收的16.5%与10%的反倾销税要到今年10月7日才到期；而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更是使外销产品中约20%出口到美国的越南外向型经济压力增加。
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与中国大陆、印尼、孟加拉及柬埔寨等竞争对手相若，但仍以每年15%的速度不断增长，加上频繁的罢工、劳动力逐现短缺、政府摇摆不定的两面手法以及越南经济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内需为基础、服务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外国资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在越南的战略与定位。韩国《每日经济》近日报道，2007年在越南投资额最大的韩国，一方面已经将当年投资额的2/3以上投向房地产等服务业，另一方面，部分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开始由越南转到柬埔寨等国。这对在全球化浪潮中缺乏安全感的越南工人来说，并非什么好消息。
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不少在华外商都纷纷考虑将投资转至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越南。但如今外商在越南又不得不应对新的劳资难题：随着赴越建厂的外资企业增多，罢工也日益频繁。越南在2006年只发生了150余起罢工，约16万人参与；而到了2007年，罢工事件已高达541起，约有35万人参与，涉及24个省市。（3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
据越南《劳动报》报道，今年以来，越南南部工人罢工事件不断，已经发生数十起，并呈上升趋势。例如，1月8日在胡志明市新顺出口加工区就连续发生3起工人罢工事件。1月16日一天内就有韩国公司、澳大利亚公司、2家日本公司和1家越南公司发生工人罢工。而最新的一起大规模罢工事件发生在耐克公司的一家制鞋工厂，据法新社4月2日报道，至少1.5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要求厂方提高他们的薪酬，以应对越南国内不断飞涨的物价。
工人的要求隐约反映出越南的高通胀已开始对该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构成威胁。越南2007年的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了4个百分点，而今年第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9.2%，近一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率更是达到13年来最高的19%，远远超出了越南自2000年以来7.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食品价格上涨带领下的通货膨胀，对于食物部分开支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底层民众来说，必然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并且真正的合法了…
行贿15次，照样当院长？
[别让稳定压倒法律][一盆污血何谈换不得]
[警惕买官潜规则成显规则][为法律掬一把泪]
地方官团购豪宅，谁来监督
[为何无所畏惧？][如何打破“特权联盟”]
热点：[富人该为谁说话 300亿建文化城?]
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通胀，如宣布今年将把大米出口削减11%（越南为世界第三大米出口国），以求抑制不断上升的食品价格；越南央行收紧了对商业银行储备的要求及其贷款的条件，限制贷款购买股票以打击股市投机，并使越南证交所指数在今年前三个月里下跌了44%；越南领导人最近表示，为遏制物价上涨势头，越南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要调低。虽然越南政府在2006年已经把全国外资工厂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5%，2007年又在此基础上提高了12%，今年1月河内地区又率先提薪13%，但工会表示，估计工资涨幅仍难以弥补未来数年内物价指数高涨的趋势。
据专家介绍，越南民众多“重视家庭生活，不愿加班，多给钱都不干”。而越南法律也明文确认，除非导致公共危机，否则任何人均无权出面阻止罢工。虽然越南《西贡解放报》和《经济时报》报道，近期几乎所有罢工事件都是自发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基层工会领导，严格来说属于非法，但政府希望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每年8月调整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过程中，充分表达各自意见，通过博弈达成共识。
但如今愈演愈烈的罢工浪潮已经让越南政府开始反思一直以来对罢工采取的宽容而暧昧的态度。1月30日，越南政府颁布第12号决定，对《劳动法》第176条关于暂缓与停止罢工和解决劳动者集体权益的规定作了具体规定和解释，明确了5种经总理决定后须暂缓或停止“严重危及国民经济基础和公共利益”的罢工。
越南的罢工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投资的纺织成衣和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但这些原本看中越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企业，如今正发现自己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由于多年战乱，越南的男性劳动力相当缺乏；越南8700万的全国人口数无疑难以为更多的制造业工厂提供如中国般足够深广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以及足够多的适应高技术含量工作要求的人才；越南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也引发了更多的贸易摩擦，例如自2006年来欧盟对中国和越南生产的皮鞋分别征收的16.5%与10%的反倾销税要到今年10月7日才到期；而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更是使外销产品中约20%出口到美国的越南外向型经济压力增加。
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与中国大陆、印尼、孟加拉及柬埔寨等竞争对手相若，但仍以每年15%的速度不断增长，加上频繁的罢工、劳动力逐现短缺、政府摇摆不定的两面手法以及越南经济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内需为基础、服务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外国资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在越南的战略与定位。韩国《每日经济》近日报道，2007年在越南投资额最大的韩国，一方面已经将当年投资额的2/3以上投向房地产等服务业，另一方面，部分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开始由越南转到柬埔寨等国。这对在全球化浪潮中缺乏安全感的越南工人来说，并非什么好消息。
神秘男子设局套走6.8亿 中国上百纺企遭跨国诈骗
神秘男子设局套走6.8亿 中国上百纺企遭跨国诈骗 每日经济新闻
神秘男子设局 上百纺企被套走6.8亿
多家服装生产企业索赔无门被迫倒闭 系列相似案例操纵者指向同一神秘男子
本报记者调查“纺企杀手”如何设局
国外发来高价订单，可国内厂家发货后迟迟收不到货款。
并不高明的手段却让6省市上百纺织企业卷入其中，6年来，约6.8亿元货款牵涉其中，数家纺织工厂追债无果，索赔无门，接连倒闭。近日，出现在纺织业的一件贸易纠纷成为悬疑，引起行业人士的普遍关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历时一周调查发现，系列相似案例纷纷指向一名叫JoeZhang（音）的男子和他在中国的多个代理人，这个连环骗局是他们导演的吗？JoeZhang是“纺企杀手”吗？
纺织业惊现“第一悬疑”
纺织行业目前最大的悬疑或是揪出谁是“纺企杀手”。数天前，《每日经济新闻》发现冰山一角。
多家中国纺企遇恶意欠债
“以前开奔驰，现在开广本。”因为一张美国买家的530万订单，原先在浙江搞贸易的杨深（化名），现在成了各生产商追债的对象。
“官司判下来，输了，以前赚的全赔给了厂家。”身着白西装、拿着大牌箱包的杨深虽然还在上海有一家服装公司，但两年来，他始终未放弃追回美国MayFashionsCorp.公司的那笔欠款。“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前后6年被骗的上百家国内纺织企业。”
2006年10月，通过中间人介绍，杨深认识了“在美国专门给大型零售商供货的”买家JoeZhang，审阅了进口资质之后，杨深接下了480万元的订单，并下发给四五个工厂进行生产。2007年春节前，陆续完成生产的服装开始出货；春节过后，中间商又下了第二笔50万元的订单，并支付了5万美元的预付款。
然而，大单没有换来大回报。等了三四个月，两笔共530万元的货款始终未见身影，“讨了两年债，至今毫无进展”。
杨深并非唯一“倒霉的人”。原先在富阳的服装生产商王先生，也因为一笔美国订单的货款未到位，去年底资金链出现问题，工厂倒闭；同一个月，接到订单的绍兴某纺企被欠500多万元后，付不起800多名工人的工资，也关门大吉；泰州一王姓纺织企业老板，被欠金额高达1500万元……
买家控制人指向JoeZhang
纺织行业圈内人士梳理发现，从10个货柜到300个货柜，这些纺织企业给不同的贸易公司供货，而牵着贸易公司的另一头却是同一个美国买家??JoeZhang。
“我感觉MayFashionsCorp.之类涉案的公司会慢慢浮出水面。”上海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永红称，最近接到了几起“蹊跷”的案子，“不同的供货商起诉不同的贸易公司，但是这些贸易公司的服务对象都是美国的买家，而这些买家的实际控制人都是JoeZhang”。
身在美国纽约州的美中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刘海善称，也接到了相关中国纺织企业被美国采购商恶意欠债的官司，“那些与他们有交易关联的公司有的已经注销，当事人要取证的是JoeZhang与货款的直接关系”。
记者调查
JoeZhang就是张福铭 曾在上海被通缉
据统计，多年来，这个神秘人物以多个公司名义，共获得中国服装企业约6.8亿余元人民币的产品。
JoeZhang就是“纺企杀手”吗？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涉案金额高达6.8亿余元
“当我通过调查公司得知JoeZhang是张福铭时，就知道自己跳下了一个设计好的圈套。”在杨深的印象中，张福铭在纺织界是个“人物”，在1998年就曾作案，被上海经侦总队通缉过。
据了解，美国MayFashionsCorp.公司，是张福铭在美国注册的公司。从2002年开始，张福铭就分 别 以17Production、ExploreTradingInc.等公司的名义，跟中国企业进行交易。这些公司是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注册的，张再以公司的名义在纽约百老汇第七大道（服装公司集中街道）租赁办公室进行活动，其公司寿命长的不超过24个月，短的则一年不到。
据各供货商自发的统计资料显示，从2002年至今，号称JoeZhang的张福铭在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湖北等6省（市），以不同方式下服装订单，几年下来，国内众多服装企业近500余个集装箱的牛仔裤、休闲裤、针织女套装等服装产品陆续运往美国。
以美国NinefashionInc.公司为例，每次落单以每套（件）7~8美元单价成交，每款12000套，每单8款8色，计96000套，每24000套（件）为一个集装箱，就要用4个集装箱。按以上价格计算，多年来，张福铭以多个公司名义，共获得中国服装企业约6.8亿余元人民币的产品。
张福铭美国仓库人去楼空
值得一提的是，在号称中国第一外贸论坛的福布外贸论坛上，注册会员“fenghuabaidu”去年底曾发帖 《关于张福铭诈骗犯罪集团的一些线索和证据》，称张福铭是上海人，54岁，1998年因诈骗被上海市经侦总队通缉，同年偷渡美国，现住美国新泽西州某地，惯用英文名字是JoeZhang。
fenghuabaidu撰文指出，张以两个公司实施诈骗,一为“ExploreTradingInc.”， 另 一 为 “MayFashionsInc.”，针对新老受害单位交替使用。
据与张福铭有财务纠结的多家纺企透露，由于众多供应商前往美国追债，张福铭现在纽约的办公室和仓库已是人去楼空，工作人员已被遣散。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手机号码，最近数日，记者多次拨打张福铭的手机，但都无法接通。
取证难度大 企业追债无门
某大型纺织国企出身、有着20年外贸经验的杨深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长叹：6年来那么多的企业前仆后继地被骗，真是“触目惊心”。据数位被套的纺企代表不完全统计，已有上百家纺企接连被套。
曾在去年7月代理过上海田村秀制衣有限公司与上海富月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的吴永红表示，在追不到货款的情况下，生产商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起诉贸易商，这些贸易商往往成为真正的“冤大头”。“虽然田村秀在案子中胜诉，但代理张福铭的富月已经资不抵债，其资产已经转移到另外的公司。”
“两年来，找调查公司，亲赴美国，我已经花了200万元。”杨深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欲去美国取证的其他中国出口商也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动身。
“由于张的整个操作环节都是通过其代理人完成的，取证难度很大，而且收货都是用英文签名，况且美国法律和中国法律存在较大差异。”相关人士指出，“国内有的单位和个人认为，经过我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其资信情况一定很好，这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注册一个公司，只花几十美元注册登记费，不需要任何资本金。”
“民间力量已经显得很微薄，我们最近在商量是否可以通过政府机构的力量进行干预。”目前，上百家的中国供应商正试图集合起来，收集证据，期望有一天他们的货款能够真正“水落石出”。
陷阱揭秘
先引诱后逼宫 “纺企杀手”5招得逞
目前在纺织行业，一谈及张福铭（JoeZhang），数家企业代表都认为他是 “纺企杀手”。颇为神秘的JoeZhang已经“隐形”，找到他非常困难。但是，张福铭的“套钱”方式却是有踪可循。通过与数位纺织行业人士接触，《每日经济新闻》初步勾画出纺企被套的路径，其中颇有“三十六计”的味道。
第一步：抛砖引玉
高额进价做诱饵
张福铭首先给供货商抛出蛋糕，实则是抛砖引玉。“大多供货商就是因为他开出的高额进价而减弱了防范意识。”曾在去年7月代理过上海田村秀制衣有限公司与上海富月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的吴永红透露，张福铭开出的价格一般比普通采购价高了一倍左右。
第二步：暗渡陈仓
通过中间商介入
张福铭的美国公司通过中间商或办事处为其联系中国的服装生产企业。由中间人员与这些服装生产企业进行前期洽谈、打样，敲定价格、交货期等工作。之后，再由美国公司出面签订合同。同一货单，往往同时向两个甚至多个企业下单。此举也为日后金蝉脱壳埋下伏笔。
第三步：瞒天过海
利用信用证时差
在付款方式上，第一单总是以L/C即信用证为付款方式，但开具的L/C是由该公司事先就与开证行约定的??仅为订货而不需兑付。信用证开出不久，又宁可付少量违约金而取消信用证。服装生产企业一旦签订了销售合同，订下了材辅料，就等于进入了生产程序，产品上了流水线，就无法将其停下。
此后的第二单，往往以所谓T/T作为付款方式，即先付20％作为合同预付款，收到货后付清余额。但是，往往并不会付整张订单的20％，而只是一个追加款或很少几个款的20％。收到这笔款后，供货商会将货物运进海关仓库，并按合同电放提单。但是，买方拒付款的理由，通常是服装质量和尺寸问题，交货期延迟也是常用的借口。
第四步：借刀杀人
从海关仓库“逼宫”
据悉，张福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出口方先发货后收钱。
“也有人发现上当受骗后，将已生产出运的产品扣在中国海关仓库，或是货到美国后款不到手就不放提单。”杨深介绍，部分供货商虽然在发货后发现问题，并采取了行动，但高昂的码头仓储费、一周后不清关货物将会被运进美国政府仓库作为无主货处理等现实问题，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货物放给张福铭的公司。“只要产品上了流水线、货柜进入仓库，就等于白白地给张福铭送钞票了。”
第五步：金蝉脱壳
套取价差获利
“高进低出”始终是张福铭的重要策略。所谓“高进”，其实也仅是合同的数字而已，根本无需实际付款。而“低出”却是货真价实的。张福铭把中国企业以7~8美元成本生产的大批服装诈骗进入美国后，以每套3~5美元不等的价格，整集装箱批发给一些中间商。而他每套服装的成本大约为2~2.5美元，具体包括开信用证费用、信用证违约金、少量预付款、海运费、关税、仓储费和办事费用等。
曾赴美国考察的杨深表示，张福铭下单的服装多为弹力毛圈布和天鹅绒面料的女式跑步套装，没有任何牌子，即便有也是杂牌，“这种款式在美国一年四季都好销，不怕库存，不用大牌子，则是为了随时销售不受品牌保护政策影响。”
涉及企业不完全名录（供应商提供）
浙江桐乡亿能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九鼎集团浙江桐乡骏丰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桐乡丰源泰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新兴服装有限公司
宜兴源鑫进出口公司
江苏泰州丛光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旌德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江堰进出口公司
宁波丰雅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锦艺服装有限公司
宁波露依丝安娜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火焯进出口公司
江阴蓝宝石集团江阴美棉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大邦服装有限公司
出口美国 提防4大风险
目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停滞的可能性增大。美国各企业均面临着一个相对困难的环境，破产企业数量有增无减。这对中国出口企业，尤其是采用放账和远期收款的企业来说，无疑增大了商业风险。所以，在与对方打交道时，中国企业应提防以下4大风险，做好应对工作。
风险1 盲目相信对方商业信用
中国企业经常盲目迷信美国公司的商业信用。其实，美国政府从不负责企业资信，完全依靠企业自律和法院的裁决。
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认证文件不能作为企业资信的依据。根据国内要求，美商在华投资时，须要提供我驻美使领馆对美国公司的注册文件或自然人的美国护照的认证文件。但有了该认证，并不代表其资信情况好。在美国注册一个公司，只要花几十美元注册登记费，不需要任何资本金。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认证文件，只对文件合法程序负责，对内容的真实性并不承担责任，更不能对公司的资信负责。
应对：对新客户要做好充
分的资信调查，不要轻易听信他人的介绍。美国有一家邓百氏公司，专门负责公司资信调查，在上海有办事处，国内企业可多加利用。另外，可以找律师查询。律师在接案子以前，一定要了解对方的资信情况。如果对方没钱，或是一个皮包公司，有信用的律师会告知。
风险2 过于迷信提单作用
近几年较多的贸易纠纷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和付款期这两个关键点。
有的中国出口方先发货，后收钱。货到美国码头，美方以货物质量问题拒付货款，或打折扣后付款；有的中方先收钱，但货到后，美国企业以货物未通过美国FDA的检验为理由，要求赔偿，中方拒赔，也引发纠纷；有的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但规定以货到进口地的检验机构出具商检报告作为议付文件，实际上没有起到信用证的保护作用，中方损失惨重。
应对：在货物离开中国前，
要把有争议的问题及时解决。例如货物质量，在合同中可明确规定，发货前由美方派人或指定代理验货，签字认可，以避免货到美国再起争议。如的确需要美国FDA检验的食品、药品等强制性检验产品，应事先明确处理方法。否则货物在码头，进退失据，徒然增加仓储费用。
另外，交货期不能早于也不要晚于合同规定，以免引发纠纷。
风险3 小利诱在前大欺诈于后
商业欺诈案件，开始时几笔金额不大的合同均能顺利执行。骗取中方信任后，合同金额变大，支付方式转为远期收款或放账。这时美方以质量不符或种种理由，拒绝付款。
这是贸易欺诈惯用的伎俩。小利诱在前，大欺诈于后。当然，也有产品品质引发的争议，双方各执一词。商业纠纷和商业欺诈有时很难区分。一般来讲，美国进口方退货不要，就不能认为商业欺诈，因为进口方无利可图。如进口方收货后，再以品质有问题拒不付款，就要具体分析。
应对：在美国做好损失准备。
中国企业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预先做好损失准备。对非信用证支付方式，可以采用保理业务，虽然多支付一笔保理开支，但可确保大笔金额的安全回收。发生争议，货物应存在自己仓库，以后可以转售第三方或削价处理，避免风险。
风险4 骗子公司在华骗“介绍费”
中国各地为积极引进外资，有诸多优惠政策。如有的地方对引进外资的介绍人有奖励政策，引资成功后，介绍人可得到3%~5%投资额的奖励。外资公司就利用这点行骗。
这类公司通常在华设有代表处，有完整的合法注册文件。公司应邀参加引资谈判，并指定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酬金由中方支付。项目签约后，中方支付介绍人奖励金的50%，另外50%在外资到位后才给介绍人。然而这时，外方开始百般刁难，拒不履约。介绍人将奖励拿走以后，就会失踪。随后，美国公司代表处或关闭，或转移，再去其他地方行骗。
应对：这类案例，美国公司代
表处与介绍人的关系、与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关系，外人可以想象，但无真凭实据。美国公司签了投资合同，又改变投资意愿，也很难定罪。遇到这种情况，应对骗子公司及时曝光。可以建立一个网站，将对方企业法人代表给予曝光，避免这类企业再去行骗。
同步播报
纺织服装出口 今年日子难过
在人民币加速升值和劳工成本提高两大威胁之外，最近又风传纺织服装出口退税有可能再度降低，今年纺织服装出口将面临多重严峻考验。
记者从“第一纺织网”获悉，最近有关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消息源源不断，据悉，环保总局已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提出了取消39种“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的建议，同时厦门总商会传出消息，今年服装纺织品的出口退税可能还会下调，调整幅度可能高达4%。
虽然有关传言尚未被证实，但对于已经饱受人民币升值和劳工成本上升及美国“次贷”危机等困扰的纺织企业来说，无疑加深了对出口前景的忧虑。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方才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纺织服装出口行业已有不少中小企业停产，一旦出口退税再大幅下调，行业利润进一步遭压缩，不排除有更多小企业“人间蒸发”。
出口退税面临不明朗因素，不少纺企已闻风先动，提前寻求规避对策。据悉，一些出口企业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正在加紧速度，要把近期出口单子尽快做完，甚至连夜装船交货。
神秘男子设局 上百纺企被套走6.8亿
多家服装生产企业索赔无门被迫倒闭 系列相似案例操纵者指向同一神秘男子
本报记者调查“纺企杀手”如何设局
国外发来高价订单，可国内厂家发货后迟迟收不到货款。
并不高明的手段却让6省市上百纺织企业卷入其中，6年来，约6.8亿元货款牵涉其中，数家纺织工厂追债无果，索赔无门，接连倒闭。近日，出现在纺织业的一件贸易纠纷成为悬疑，引起行业人士的普遍关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历时一周调查发现，系列相似案例纷纷指向一名叫JoeZhang（音）的男子和他在中国的多个代理人，这个连环骗局是他们导演的吗？JoeZhang是“纺企杀手”吗？
纺织业惊现“第一悬疑”
纺织行业目前最大的悬疑或是揪出谁是“纺企杀手”。数天前，《每日经济新闻》发现冰山一角。
多家中国纺企遇恶意欠债
“以前开奔驰，现在开广本。”因为一张美国买家的530万订单，原先在浙江搞贸易的杨深（化名），现在成了各生产商追债的对象。
“官司判下来，输了，以前赚的全赔给了厂家。”身着白西装、拿着大牌箱包的杨深虽然还在上海有一家服装公司，但两年来，他始终未放弃追回美国MayFashionsCorp.公司的那笔欠款。“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前后6年被骗的上百家国内纺织企业。”
2006年10月，通过中间人介绍，杨深认识了“在美国专门给大型零售商供货的”买家JoeZhang，审阅了进口资质之后，杨深接下了480万元的订单，并下发给四五个工厂进行生产。2007年春节前，陆续完成生产的服装开始出货；春节过后，中间商又下了第二笔50万元的订单，并支付了5万美元的预付款。
然而，大单没有换来大回报。等了三四个月，两笔共530万元的货款始终未见身影，“讨了两年债，至今毫无进展”。
杨深并非唯一“倒霉的人”。原先在富阳的服装生产商王先生，也因为一笔美国订单的货款未到位，去年底资金链出现问题，工厂倒闭；同一个月，接到订单的绍兴某纺企被欠500多万元后，付不起800多名工人的工资，也关门大吉；泰州一王姓纺织企业老板，被欠金额高达1500万元……
买家控制人指向JoeZhang
纺织行业圈内人士梳理发现，从10个货柜到300个货柜，这些纺织企业给不同的贸易公司供货，而牵着贸易公司的另一头却是同一个美国买家??JoeZhang。
“我感觉MayFashionsCorp.之类涉案的公司会慢慢浮出水面。”上海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永红称，最近接到了几起“蹊跷”的案子，“不同的供货商起诉不同的贸易公司，但是这些贸易公司的服务对象都是美国的买家，而这些买家的实际控制人都是JoeZhang”。
身在美国纽约州的美中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刘海善称，也接到了相关中国纺织企业被美国采购商恶意欠债的官司，“那些与他们有交易关联的公司有的已经注销，当事人要取证的是JoeZhang与货款的直接关系”。
记者调查
JoeZhang就是张福铭 曾在上海被通缉
据统计，多年来，这个神秘人物以多个公司名义，共获得中国服装企业约6.8亿余元人民币的产品。
JoeZhang就是“纺企杀手”吗？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涉案金额高达6.8亿余元
“当我通过调查公司得知JoeZhang是张福铭时，就知道自己跳下了一个设计好的圈套。”在杨深的印象中，张福铭在纺织界是个“人物”，在1998年就曾作案，被上海经侦总队通缉过。
据了解，美国MayFashionsCorp.公司，是张福铭在美国注册的公司。从2002年开始，张福铭就分 别 以17Production、ExploreTradingInc.等公司的名义，跟中国企业进行交易。这些公司是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注册的，张再以公司的名义在纽约百老汇第七大道（服装公司集中街道）租赁办公室进行活动，其公司寿命长的不超过24个月，短的则一年不到。
据各供货商自发的统计资料显示，从2002年至今，号称JoeZhang的张福铭在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湖北等6省（市），以不同方式下服装订单，几年下来，国内众多服装企业近500余个集装箱的牛仔裤、休闲裤、针织女套装等服装产品陆续运往美国。
以美国NinefashionInc.公司为例，每次落单以每套（件）7~8美元单价成交，每款12000套，每单8款8色，计96000套，每24000套（件）为一个集装箱，就要用4个集装箱。按以上价格计算，多年来，张福铭以多个公司名义，共获得中国服装企业约6.8亿余元人民币的产品。
张福铭美国仓库人去楼空
值得一提的是，在号称中国第一外贸论坛的福布外贸论坛上，注册会员“fenghuabaidu”去年底曾发帖 《关于张福铭诈骗犯罪集团的一些线索和证据》，称张福铭是上海人，54岁，1998年因诈骗被上海市经侦总队通缉，同年偷渡美国，现住美国新泽西州某地，惯用英文名字是JoeZhang。
fenghuabaidu撰文指出，张以两个公司实施诈骗,一为“ExploreTradingInc.”， 另 一 为 “MayFashionsInc.”，针对新老受害单位交替使用。
据与张福铭有财务纠结的多家纺企透露，由于众多供应商前往美国追债，张福铭现在纽约的办公室和仓库已是人去楼空，工作人员已被遣散。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手机号码，最近数日，记者多次拨打张福铭的手机，但都无法接通。
取证难度大 企业追债无门
某大型纺织国企出身、有着20年外贸经验的杨深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长叹：6年来那么多的企业前仆后继地被骗，真是“触目惊心”。据数位被套的纺企代表不完全统计，已有上百家纺企接连被套。
曾在去年7月代理过上海田村秀制衣有限公司与上海富月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的吴永红表示，在追不到货款的情况下，生产商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起诉贸易商，这些贸易商往往成为真正的“冤大头”。“虽然田村秀在案子中胜诉，但代理张福铭的富月已经资不抵债，其资产已经转移到另外的公司。”
“两年来，找调查公司，亲赴美国，我已经花了200万元。”杨深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欲去美国取证的其他中国出口商也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动身。
“由于张的整个操作环节都是通过其代理人完成的，取证难度很大，而且收货都是用英文签名，况且美国法律和中国法律存在较大差异。”相关人士指出，“国内有的单位和个人认为，经过我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其资信情况一定很好，这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注册一个公司，只花几十美元注册登记费，不需要任何资本金。”
“民间力量已经显得很微薄，我们最近在商量是否可以通过政府机构的力量进行干预。”目前，上百家的中国供应商正试图集合起来，收集证据，期望有一天他们的货款能够真正“水落石出”。
陷阱揭秘
先引诱后逼宫 “纺企杀手”5招得逞
目前在纺织行业，一谈及张福铭（JoeZhang），数家企业代表都认为他是 “纺企杀手”。颇为神秘的JoeZhang已经“隐形”，找到他非常困难。但是，张福铭的“套钱”方式却是有踪可循。通过与数位纺织行业人士接触，《每日经济新闻》初步勾画出纺企被套的路径，其中颇有“三十六计”的味道。
第一步：抛砖引玉
高额进价做诱饵
张福铭首先给供货商抛出蛋糕，实则是抛砖引玉。“大多供货商就是因为他开出的高额进价而减弱了防范意识。”曾在去年7月代理过上海田村秀制衣有限公司与上海富月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的吴永红透露，张福铭开出的价格一般比普通采购价高了一倍左右。
第二步：暗渡陈仓
通过中间商介入
张福铭的美国公司通过中间商或办事处为其联系中国的服装生产企业。由中间人员与这些服装生产企业进行前期洽谈、打样，敲定价格、交货期等工作。之后，再由美国公司出面签订合同。同一货单，往往同时向两个甚至多个企业下单。此举也为日后金蝉脱壳埋下伏笔。
第三步：瞒天过海
利用信用证时差
在付款方式上，第一单总是以L/C即信用证为付款方式，但开具的L/C是由该公司事先就与开证行约定的??仅为订货而不需兑付。信用证开出不久，又宁可付少量违约金而取消信用证。服装生产企业一旦签订了销售合同，订下了材辅料，就等于进入了生产程序，产品上了流水线，就无法将其停下。
此后的第二单，往往以所谓T/T作为付款方式，即先付20％作为合同预付款，收到货后付清余额。但是，往往并不会付整张订单的20％，而只是一个追加款或很少几个款的20％。收到这笔款后，供货商会将货物运进海关仓库，并按合同电放提单。但是，买方拒付款的理由，通常是服装质量和尺寸问题，交货期延迟也是常用的借口。
第四步：借刀杀人
从海关仓库“逼宫”
据悉，张福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出口方先发货后收钱。
“也有人发现上当受骗后，将已生产出运的产品扣在中国海关仓库，或是货到美国后款不到手就不放提单。”杨深介绍，部分供货商虽然在发货后发现问题，并采取了行动，但高昂的码头仓储费、一周后不清关货物将会被运进美国政府仓库作为无主货处理等现实问题，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货物放给张福铭的公司。“只要产品上了流水线、货柜进入仓库，就等于白白地给张福铭送钞票了。”
第五步：金蝉脱壳
套取价差获利
“高进低出”始终是张福铭的重要策略。所谓“高进”，其实也仅是合同的数字而已，根本无需实际付款。而“低出”却是货真价实的。张福铭把中国企业以7~8美元成本生产的大批服装诈骗进入美国后，以每套3~5美元不等的价格，整集装箱批发给一些中间商。而他每套服装的成本大约为2~2.5美元，具体包括开信用证费用、信用证违约金、少量预付款、海运费、关税、仓储费和办事费用等。
曾赴美国考察的杨深表示，张福铭下单的服装多为弹力毛圈布和天鹅绒面料的女式跑步套装，没有任何牌子，即便有也是杂牌，“这种款式在美国一年四季都好销，不怕库存，不用大牌子，则是为了随时销售不受品牌保护政策影响。”
涉及企业不完全名录（供应商提供）
浙江桐乡亿能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九鼎集团浙江桐乡骏丰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桐乡丰源泰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新兴服装有限公司
宜兴源鑫进出口公司
江苏泰州丛光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旌德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江堰进出口公司
宁波丰雅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锦艺服装有限公司
宁波露依丝安娜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火焯进出口公司
江阴蓝宝石集团江阴美棉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大邦服装有限公司
出口美国 提防4大风险
目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停滞的可能性增大。美国各企业均面临着一个相对困难的环境，破产企业数量有增无减。这对中国出口企业，尤其是采用放账和远期收款的企业来说，无疑增大了商业风险。所以，在与对方打交道时，中国企业应提防以下4大风险，做好应对工作。
风险1 盲目相信对方商业信用
中国企业经常盲目迷信美国公司的商业信用。其实，美国政府从不负责企业资信，完全依靠企业自律和法院的裁决。
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认证文件不能作为企业资信的依据。根据国内要求，美商在华投资时，须要提供我驻美使领馆对美国公司的注册文件或自然人的美国护照的认证文件。但有了该认证，并不代表其资信情况好。在美国注册一个公司，只要花几十美元注册登记费，不需要任何资本金。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认证文件，只对文件合法程序负责，对内容的真实性并不承担责任，更不能对公司的资信负责。
应对：对新客户要做好充
分的资信调查，不要轻易听信他人的介绍。美国有一家邓百氏公司，专门负责公司资信调查，在上海有办事处，国内企业可多加利用。另外，可以找律师查询。律师在接案子以前，一定要了解对方的资信情况。如果对方没钱，或是一个皮包公司，有信用的律师会告知。
风险2 过于迷信提单作用
近几年较多的贸易纠纷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和付款期这两个关键点。
有的中国出口方先发货，后收钱。货到美国码头，美方以货物质量问题拒付货款，或打折扣后付款；有的中方先收钱，但货到后，美国企业以货物未通过美国FDA的检验为理由，要求赔偿，中方拒赔，也引发纠纷；有的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但规定以货到进口地的检验机构出具商检报告作为议付文件，实际上没有起到信用证的保护作用，中方损失惨重。
应对：在货物离开中国前，
要把有争议的问题及时解决。例如货物质量，在合同中可明确规定，发货前由美方派人或指定代理验货，签字认可，以避免货到美国再起争议。如的确需要美国FDA检验的食品、药品等强制性检验产品，应事先明确处理方法。否则货物在码头，进退失据，徒然增加仓储费用。
另外，交货期不能早于也不要晚于合同规定，以免引发纠纷。
风险3 小利诱在前大欺诈于后
商业欺诈案件，开始时几笔金额不大的合同均能顺利执行。骗取中方信任后，合同金额变大，支付方式转为远期收款或放账。这时美方以质量不符或种种理由，拒绝付款。
这是贸易欺诈惯用的伎俩。小利诱在前，大欺诈于后。当然，也有产品品质引发的争议，双方各执一词。商业纠纷和商业欺诈有时很难区分。一般来讲，美国进口方退货不要，就不能认为商业欺诈，因为进口方无利可图。如进口方收货后，再以品质有问题拒不付款，就要具体分析。
应对：在美国做好损失准备。
中国企业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预先做好损失准备。对非信用证支付方式，可以采用保理业务，虽然多支付一笔保理开支，但可确保大笔金额的安全回收。发生争议，货物应存在自己仓库，以后可以转售第三方或削价处理，避免风险。
风险4 骗子公司在华骗“介绍费”
中国各地为积极引进外资，有诸多优惠政策。如有的地方对引进外资的介绍人有奖励政策，引资成功后，介绍人可得到3%~5%投资额的奖励。外资公司就利用这点行骗。
这类公司通常在华设有代表处，有完整的合法注册文件。公司应邀参加引资谈判，并指定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酬金由中方支付。项目签约后，中方支付介绍人奖励金的50%，另外50%在外资到位后才给介绍人。然而这时，外方开始百般刁难，拒不履约。介绍人将奖励拿走以后，就会失踪。随后，美国公司代表处或关闭，或转移，再去其他地方行骗。
应对：这类案例，美国公司代
表处与介绍人的关系、与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关系，外人可以想象，但无真凭实据。美国公司签了投资合同，又改变投资意愿，也很难定罪。遇到这种情况，应对骗子公司及时曝光。可以建立一个网站，将对方企业法人代表给予曝光，避免这类企业再去行骗。
同步播报
纺织服装出口 今年日子难过
在人民币加速升值和劳工成本提高两大威胁之外，最近又风传纺织服装出口退税有可能再度降低，今年纺织服装出口将面临多重严峻考验。
记者从“第一纺织网”获悉，最近有关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消息源源不断，据悉，环保总局已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提出了取消39种“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的建议，同时厦门总商会传出消息，今年服装纺织品的出口退税可能还会下调，调整幅度可能高达4%。
虽然有关传言尚未被证实，但对于已经饱受人民币升值和劳工成本上升及美国“次贷”危机等困扰的纺织企业来说，无疑加深了对出口前景的忧虑。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方才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纺织服装出口行业已有不少中小企业停产，一旦出口退税再大幅下调，行业利润进一步遭压缩，不排除有更多小企业“人间蒸发”。
出口退税面临不明朗因素，不少纺企已闻风先动，提前寻求规避对策。据悉，一些出口企业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正在加紧速度，要把近期出口单子尽快做完，甚至连夜装船交货。
Friday, April 04, 2008
200亿誓造圆明新园 徐文荣:你骂你的我做我的
200亿誓造圆明新园 徐文荣:你骂你的我做我的(图) 人民网
人民网4月4日报道 徐文荣打算出一本传记。74岁的他跟12岁的孙子逗趣，“这本书，爷爷来说，你来写，好不好?”小家伙说“好”。老爷子乘兴拟了几个标题――苦难的童年、风雨的青年、奋斗的中年、成功的老年以及伤感的暮年。
伤感是因为圆明园。两年前，“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的构想被披露后，这位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有人骂他“商业炒作”，有人骂他“劳民伤财”，还有人骂他是“商人沾满铜臭味的破坏”。
“骂吧。你骂你的，我做我的。反正我照样吃饭，照样睡觉。”从1975年创业到现在，徐文荣没少挨过骂。从轻纺工业转型高科技产业，挨骂;从工业转型文化产业，挨骂――“被领导干部骂很难过，徐文荣搞工业不是搞得很好嘛，何苦搞什么文化产业?投资那么大，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如今，长子徐永安接班都快7年了，因为圆明新园，老爷子又挨骂了。
面对外界的质疑，徐文荣尚能泰然自若，可面对家人的反对，徐文荣说，他心痛了。
因为对建设圆明新园的资金来源心存疑虑，银行“停止对横店集团进行贷款”。儿子恳求徐文荣：“爸爸，你可以享福了，不要建圆明新园了，好不好?”“他说得有道理，可既然已经轰轰烈烈，已经被骂得这么厉害，我圆明新园一定要建起来!”徐文荣拍了一下桌子说：“这样就造成了家庭矛盾。”
为了以示区别，由徐文荣任主席的横店四共委被确立为圆明新园项目的投资主体，也就是说，在产权上，横店集团与圆明新园“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大家统一起来了，妻子也支持我了，儿子也支持我了，他还捐了300万给我们。”
2008年2月18日，徐文荣宣布圆明新园正式启动。
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资料照片)
“钱景”之争
“过60年，我的圆明园又是文物。”
从谢晋拍《鸦片战争》的广州街，到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的秦王宫，再到后来的明清宫苑、江南水乡，横店建造的拍摄基地已有十几个，在徐文荣眼里，它们“每个都是好项目”，而眼下正积极筹建着的圆明新园，则是“最好的项目”。
十五六年前，徐文荣去圆明园遗址公园参观过一次，当时他并不熟悉圆明园的历史，只觉得“圆明园真伟大，烧掉真可惜”，根本没有动过重建圆明园的念头。几年后，他想仿建圆明园的部分景点，尤其是西洋楼，用于影视拍摄，景都选好了，但因为“投资太大，工艺太复杂”，最终搁置了这一想法。
据徐文荣讲，中国圆明园学会的一些专家一直想恢复圆明园的原貌，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和地方，“99%的人都不敢拍这个板。”因为圆明园仿建了许多江南的名园胜景，这些专家想到了浙江，想到了两个人，“一是宋城的黄巧灵，一是横店的徐文荣”，2006年，专家们找到了徐文荣。
专家们的到访重新燃起了徐文荣建圆明园的希望，此时的他“想建的景大部分都建起来了”，双方一拍即合。
“找项目很难，找圆明园这样的项目更难。”徐文荣向《英才》记者解释他的初衷：“任何项目都比不过它，山东要花300亿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比不过我们，这个项目知名度太大了，万园之园啊!”
2008年2月18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徐文荣将其重建圆明园的计划和盘托出：横店要按1∶1的比例建设一个占地6000余亩的圆明新园，预计总投入200亿元，其中，70亿元用于基本建设，这包括超过16亿元的土建费用、44.7亿元的土地费用以及公共配套设施等费用，其余130亿元用于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回收和复制。
一些业内人士并不看好圆明新园的“钱景”。山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旅行社总经理对《英才》记者分析说：“所谓的圆明新园能不能建起来还很难说，即使建起来了，市场能不能做好也很难说，基本上可以断言做不好，因为现在的游客只喜欢真的不喜欢假的。”他还透露，横店集团多年前就到当地去开拓市场，提出的条件也很有竞争力，但由于“交通不便和景区吸引力不够”，一直未能挤入这一市场。
周边的情况则要好得多。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的一位经理拒绝对圆明新园发表评论，但他表示，横店这条线路与该旅行社开通的其他短线一样受欢迎，旅行社与横店集团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另外，在《旅游时报》近日公布的“上海地区短线出游流向排行榜”(3月2日至3月8日)上，横店排在第四位，排在它前面的依次为杭州、周庄及南京。
对于自己的投资眼光，徐文荣很自信，“我建设景点肯定要赚钱。这些景，过个几十年卖掉，我能赚大钱。”
徐文荣对圆明新园的投资预期体现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做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里：
圆明新园拟于2013年开放，保守估算，横店圆明新园建成的前三年，游客总数为1000万人次，第四、第五两年游客总数达到1000万人次;第六年开始每年游客1000万人次，建成后七年内共计游客5000万人次，门票按每人200元计算，共计门票收入100亿元。扣除每年管理运营费用等2.5亿元，平均每年可有10亿元净收入。
“而且，过60 年，我的圆明园又是文物。”徐文荣强调。
决策内幕
赔本赚吆喝?
横店人气大增，与徐老爷子数年前的一个决策有直接关系。
3月的横店，草长莺飞。白天在广州街、香港街上闲逛，看到两三个剧组，据横店影视旅游杂志社总编辑曾毓琳介绍，横店影视城目前有10部戏正在拍，有6部戏正在筹备，而这个季节，在他们看来，恰是一年中最淡的季节。晚上在梦幻谷看表演，节目稀松平常，可一个能容纳4000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光是这个景区，从试营业到去年底开业的三个月里，接待游客就多达9.4万人次。
徐文荣的底气大概就来自这里。
不过，横店集团一位前高管告诉《英才》记者，横店“造的景点全都是形象工程，真正赚钱的是钕铁硼磁体和医药这两块”——横店集团下控60多家子公司，3家上市公司，主导产业是电气电子、医药化工和影视娱乐。
1994年加入横店集团的曾毓琳对此种说法进行了反驳：“2003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非典’那么严重，可我们还有158万人次的游客，就是那年，我们影视城彻底不亏了。到现在，可以说我们走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已经大大盈利了。”
根据横店集团提供的资料，2007年，横店共接待游客558万人次，居浙江省第二位，仅次于免费开放的杭州西湖。
“2008年，我估计要在这个基础增长30%以上，而2009年要比2008年增长40%以上。”徐文荣说。
横店大增的人气与徐老爷子数年前的一个决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场租费和门票是影视拍摄基地主要的收入来源，2000年以前，横店也是如此。可来拍戏的一多，底下的经理就开始谋私了，“这个剧组5000元/天，另一个剧组涨到8000元/天，再来一个剧组涨到12000元/天”，剧组意见很大，有损横店的声誉。于是，2000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徐文荣当场宣布：横店影视城从此免收场租。
免收场租横店损失了多少?徐文荣给《英才》记者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按每个剧组5000元/天、每天15个剧组来计算，免收场租，横店影视城一年的损失大约是2000多万元。
“可它带来了多少钞票?不要说门票，就说拍戏的人住在这里，一年的消费是多少?光是房租，一年就3000万!”
这一招，徐文荣自诩其他影视基地就是想学都学不来。
“它们往往是孤零零的一个景，没有配套设施，而我们的配套很齐全”，徐文荣说：“你只要带着投资、剧本和几个主要演员过来，你就可以带一个完整的作品回去了。”
“比如说你要道具”，曾毓琳进一步分析：“你要马匹，我们马上能帮你落实;你要各种朝代的服装，这是我们的强项;你要群众演员，小戏几十人，大戏成百上千人，我们一夜之间就能组织起来。发电车、电源、灯光、拍摄器材，我们都能提供。这里集聚了影视拍摄的所有生产元素，你说他干嘛要到别的地方去拍?”
截至2007年底，横店已累计接待500多个剧组，共拍摄两万多部(集)影视剧。免收场租拉动了影视，而影视拉动了旅游。2001年，横店的游客人次还只有几十万，而到去年，已经突破500万。
徐文荣并不担心这些景点的可持续性，在他看来，“中国人太多了，外国人也太多了。老的来过，年轻人来，年轻人来过，小孩来。死掉就算了，又会有新的生出来。”
钱不是问题
最大问题是土地
不愁钱，不服老，徐老爷子等的是一纸土地批文。
横店以前穷，跟它的土地资源不无关系。“这里的土地很贫瘠，耕作层很薄，下面要么是岩石，要么是黄土，不适合农作物的耕作，连松树都长不大。”横店圆明新园项目筹建工作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厉红亮说。
这样的土地不宜耕作，却能造园。3月10日，在圆明新园的选址地，《英才》记者看到的多是这样的“四荒地”。此外，徐文荣还透露，这块地原本并不属于横店镇，为建成圆明新园，经浙江省有关部门的批示，“合并了5个行政村，并出那么大一块土地。”这里目前并无破土动工的迹象，厉红亮多次强调，该用地目前仍在报批。
除了土地问题，其他的方面似乎问题不大。
资金方面，建设圆明新园总的投入是200亿元，70亿建设资金全部吸收投资，由浙江横店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圆明新园有限公司”按商业化运作;130亿回收和复制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资金则通过基金会向社会募捐。
2月的新闻发布会开完后，要求参股的据说很多，徐文荣说他并不想过快开启融资的通道，迄今为止，他只接受了当地六七个民企老板的投资，共计15.62亿元。“我有条件限制的，你来投资，最起码是500万，只要人民币，只要现金。”募捐资金已累计1.24亿元，“有很多人在等着捐钱，去年12月，一个湖南的朋友，我们不认识，亲自送了10万元现金过来。”
建设方面，圆明园126个景观已完成图纸设计57个，2008年将完成33个，其余36景将在明年6月前全面完成。根据图纸，横店从华夏文化园划出86亩土地，准备1∶1建设10个样板景观，供专家评审，记者看到，这项工程已在建设当中。
此外，徐文荣甚至已开始回收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就在接受《英才》专访的前两天，徐文荣赶到上海，从一个89岁的老人手里买了一件文物，“他说是圆明园的，总共有四件，我先要了一件，保管在公安局，准备请北京的专家来鉴定。”
在徐文荣看来，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我相信土地能批下来。利用这个项目，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徐文荣的身体。在土地获批、资金到位的条件下，徐文荣希望用5年的时间建成圆明新园，“再过5年，我80岁，能不能活到那时候，根据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交锋
200亿能干多少好事
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在八国联军的大火中，圆明园已经死了，如今残破的圆明园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因此，不管在哪里重建，价值都不大。
徐文荣：
一个建筑专家怎么不知道圆明园是被谁烧掉的?先是英法联军，后是八国联军，相隔40年。圆明园就算死了，每年都有三四百万人去(遗址)参观，去追忆，去反思，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你怎么说它死了呢?
网络调查“你觉得圆明园应该重建吗”，其中一个选项是：
不应该，不允许商人沾满铜臭味的破坏。
徐文荣：
什么叫铜臭味?民营企业都是铜臭味吗?我们民营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带动了多少人富起来?我们赚的钱一是给老百姓，让他们富起来，一是给国家缴税，养活公务人员。骂我是铜臭味，你是反本!企业家是纳税人，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们都忘记了?
网友：
这200亿能干多少好事啊，要是用在西部开发上、用在绿化上、用在水利上……
不如将这200亿用在当前迫切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上……
徐文荣：
有人说，你不如把这笔钱用于西部开发，我一个农民，又不是国家，我有多少能量为西部地区做大量工作?有人说，你不如把这笔钱用于修复文物，我倒要问问，你拿出了多少钱帮别人修复文物?我说你没有，我徐文荣有!我把农民倒掉的几十处房子买过来修复，华夏文化园我赞助了1000多万，慈善基金我赞助了500万，这一次我赞助了270多万，你有我思想好?讲什么漂亮话!
造横店系
徐永安开启横店集团新时代
横店集团选接班人，徐文荣定了五个条件：一、年纪轻，有旺盛的精力;二、有文化，必须是大学毕业;三、有经营经验，要在基层锻炼过，自己搞一个工厂、一个公司，年利润起码得在2000万以上;四、有和国际打交道的能力;五、能处理好上中下，左中右的关系。
依照这些条件，其长子徐永安当选。2001年8月，徐永安接班。
徐文荣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永安接班后，徐文荣把其他两个孩子请出横店集团，“必须这么做，不然将来可能会起冲突。”现在，女儿女婿在香港搞文化产业，小儿子则在本地经营着一家公司。
在老爷子眼里，大儿子跟自己很像，“他个性很强，我个性也很强。他很会算，我也很会算。他说，爸爸，我算不过你;我说，我算不过你。”
徐永安开启了横店集团一个新的时代。
首先是资本化。徐永安上任后，横店集团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空前活跃，不仅收购浙江南华期货、参股浙商银行、控股西藏证券，还通过收购青岛东方、太原刚玉(爱股,行情,资讯)这两家上市公司以及后来横店东磁(爱股,行情,资讯)在深圳中小板的上市，造出了一个拥有普洛康裕(爱股,行情,资讯)(000739)、太原刚玉(000795)、横店东磁(002056)三家上市公司的“横店系”。
其次是国际化。这些年，横店影视城吸引到了一些国外的剧组。最近在美国上映的影片《黄石的孩子》就是在横店拍摄的，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投资的《白雪公主与七武士》、加拿大电影《白鹤功夫传》、印尼电影《郑和下西洋》等也将在横店拍摄，此外，《木乃伊3》和《终极者4》也有望在横店拍摄。据统计，国外剧组已在横店拍摄了20多部影视剧。曾留学日本的徐永安很好地扮演了“国际推销员”的角色，2007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徐永安就亲自带队，向海外制作机构推介横店的优势。
事实上，影视基地已满足不了“少帅”徐永安的野心，他正试图打通影视产业链的上下游构建一个影视帝国，向上，与中影、华纳合资成立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向下，收购杭州、长沙、武汉等地的电影院线。
2004年4月2日，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际级影视产业实验区之一，实验区已经吸引了包括香港唐人电影、北京华谊兄弟在内的218家影视文化企业入驻。
徐永安在横店集团总部给父亲留了一个办公室，徐文荣从来不去。“去干什么呀?他有他自己的发展思路，我不能强求他。做得好也好，做得不好也好，我不管的。”
没事的时候，徐文荣喜欢在办公室看看战争片、武侠片、历史片，用老爷子自己的话说，这些电影“很纯洁”。只是，要建圆明新园了，这样的时候，恐怕也不多了。
人民网4月4日报道 徐文荣打算出一本传记。74岁的他跟12岁的孙子逗趣，“这本书，爷爷来说，你来写，好不好?”小家伙说“好”。老爷子乘兴拟了几个标题――苦难的童年、风雨的青年、奋斗的中年、成功的老年以及伤感的暮年。
伤感是因为圆明园。两年前，“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的构想被披露后，这位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有人骂他“商业炒作”，有人骂他“劳民伤财”，还有人骂他是“商人沾满铜臭味的破坏”。
“骂吧。你骂你的，我做我的。反正我照样吃饭，照样睡觉。”从1975年创业到现在，徐文荣没少挨过骂。从轻纺工业转型高科技产业，挨骂;从工业转型文化产业，挨骂――“被领导干部骂很难过，徐文荣搞工业不是搞得很好嘛，何苦搞什么文化产业?投资那么大，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如今，长子徐永安接班都快7年了，因为圆明新园，老爷子又挨骂了。
面对外界的质疑，徐文荣尚能泰然自若，可面对家人的反对，徐文荣说，他心痛了。
因为对建设圆明新园的资金来源心存疑虑，银行“停止对横店集团进行贷款”。儿子恳求徐文荣：“爸爸，你可以享福了，不要建圆明新园了，好不好?”“他说得有道理，可既然已经轰轰烈烈，已经被骂得这么厉害，我圆明新园一定要建起来!”徐文荣拍了一下桌子说：“这样就造成了家庭矛盾。”
为了以示区别，由徐文荣任主席的横店四共委被确立为圆明新园项目的投资主体，也就是说，在产权上，横店集团与圆明新园“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大家统一起来了，妻子也支持我了，儿子也支持我了，他还捐了300万给我们。”
2008年2月18日，徐文荣宣布圆明新园正式启动。
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资料照片)
“钱景”之争
“过60年，我的圆明园又是文物。”
从谢晋拍《鸦片战争》的广州街，到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的秦王宫，再到后来的明清宫苑、江南水乡，横店建造的拍摄基地已有十几个，在徐文荣眼里，它们“每个都是好项目”，而眼下正积极筹建着的圆明新园，则是“最好的项目”。
十五六年前，徐文荣去圆明园遗址公园参观过一次，当时他并不熟悉圆明园的历史，只觉得“圆明园真伟大，烧掉真可惜”，根本没有动过重建圆明园的念头。几年后，他想仿建圆明园的部分景点，尤其是西洋楼，用于影视拍摄，景都选好了，但因为“投资太大，工艺太复杂”，最终搁置了这一想法。
据徐文荣讲，中国圆明园学会的一些专家一直想恢复圆明园的原貌，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和地方，“99%的人都不敢拍这个板。”因为圆明园仿建了许多江南的名园胜景，这些专家想到了浙江，想到了两个人，“一是宋城的黄巧灵，一是横店的徐文荣”，2006年，专家们找到了徐文荣。
专家们的到访重新燃起了徐文荣建圆明园的希望，此时的他“想建的景大部分都建起来了”，双方一拍即合。
“找项目很难，找圆明园这样的项目更难。”徐文荣向《英才》记者解释他的初衷：“任何项目都比不过它，山东要花300亿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比不过我们，这个项目知名度太大了，万园之园啊!”
2008年2月18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徐文荣将其重建圆明园的计划和盘托出：横店要按1∶1的比例建设一个占地6000余亩的圆明新园，预计总投入200亿元，其中，70亿元用于基本建设，这包括超过16亿元的土建费用、44.7亿元的土地费用以及公共配套设施等费用，其余130亿元用于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回收和复制。
一些业内人士并不看好圆明新园的“钱景”。山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旅行社总经理对《英才》记者分析说：“所谓的圆明新园能不能建起来还很难说，即使建起来了，市场能不能做好也很难说，基本上可以断言做不好，因为现在的游客只喜欢真的不喜欢假的。”他还透露，横店集团多年前就到当地去开拓市场，提出的条件也很有竞争力，但由于“交通不便和景区吸引力不够”，一直未能挤入这一市场。
周边的情况则要好得多。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的一位经理拒绝对圆明新园发表评论，但他表示，横店这条线路与该旅行社开通的其他短线一样受欢迎，旅行社与横店集团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另外，在《旅游时报》近日公布的“上海地区短线出游流向排行榜”(3月2日至3月8日)上，横店排在第四位，排在它前面的依次为杭州、周庄及南京。
对于自己的投资眼光，徐文荣很自信，“我建设景点肯定要赚钱。这些景，过个几十年卖掉，我能赚大钱。”
徐文荣对圆明新园的投资预期体现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做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里：
圆明新园拟于2013年开放，保守估算，横店圆明新园建成的前三年，游客总数为1000万人次，第四、第五两年游客总数达到1000万人次;第六年开始每年游客1000万人次，建成后七年内共计游客5000万人次，门票按每人200元计算，共计门票收入100亿元。扣除每年管理运营费用等2.5亿元，平均每年可有10亿元净收入。
“而且，过60 年，我的圆明园又是文物。”徐文荣强调。
决策内幕
赔本赚吆喝?
横店人气大增，与徐老爷子数年前的一个决策有直接关系。
3月的横店，草长莺飞。白天在广州街、香港街上闲逛，看到两三个剧组，据横店影视旅游杂志社总编辑曾毓琳介绍，横店影视城目前有10部戏正在拍，有6部戏正在筹备，而这个季节，在他们看来，恰是一年中最淡的季节。晚上在梦幻谷看表演，节目稀松平常，可一个能容纳4000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光是这个景区，从试营业到去年底开业的三个月里，接待游客就多达9.4万人次。
徐文荣的底气大概就来自这里。
不过，横店集团一位前高管告诉《英才》记者，横店“造的景点全都是形象工程，真正赚钱的是钕铁硼磁体和医药这两块”——横店集团下控60多家子公司，3家上市公司，主导产业是电气电子、医药化工和影视娱乐。
1994年加入横店集团的曾毓琳对此种说法进行了反驳：“2003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非典’那么严重，可我们还有158万人次的游客，就是那年，我们影视城彻底不亏了。到现在，可以说我们走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已经大大盈利了。”
根据横店集团提供的资料，2007年，横店共接待游客558万人次，居浙江省第二位，仅次于免费开放的杭州西湖。
“2008年，我估计要在这个基础增长30%以上，而2009年要比2008年增长40%以上。”徐文荣说。
横店大增的人气与徐老爷子数年前的一个决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场租费和门票是影视拍摄基地主要的收入来源，2000年以前，横店也是如此。可来拍戏的一多，底下的经理就开始谋私了，“这个剧组5000元/天，另一个剧组涨到8000元/天，再来一个剧组涨到12000元/天”，剧组意见很大，有损横店的声誉。于是，2000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徐文荣当场宣布：横店影视城从此免收场租。
免收场租横店损失了多少?徐文荣给《英才》记者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按每个剧组5000元/天、每天15个剧组来计算，免收场租，横店影视城一年的损失大约是2000多万元。
“可它带来了多少钞票?不要说门票，就说拍戏的人住在这里，一年的消费是多少?光是房租，一年就3000万!”
这一招，徐文荣自诩其他影视基地就是想学都学不来。
“它们往往是孤零零的一个景，没有配套设施，而我们的配套很齐全”，徐文荣说：“你只要带着投资、剧本和几个主要演员过来，你就可以带一个完整的作品回去了。”
“比如说你要道具”，曾毓琳进一步分析：“你要马匹，我们马上能帮你落实;你要各种朝代的服装，这是我们的强项;你要群众演员，小戏几十人，大戏成百上千人，我们一夜之间就能组织起来。发电车、电源、灯光、拍摄器材，我们都能提供。这里集聚了影视拍摄的所有生产元素，你说他干嘛要到别的地方去拍?”
截至2007年底，横店已累计接待500多个剧组，共拍摄两万多部(集)影视剧。免收场租拉动了影视，而影视拉动了旅游。2001年，横店的游客人次还只有几十万，而到去年，已经突破500万。
徐文荣并不担心这些景点的可持续性，在他看来，“中国人太多了，外国人也太多了。老的来过，年轻人来，年轻人来过，小孩来。死掉就算了，又会有新的生出来。”
钱不是问题
最大问题是土地
不愁钱，不服老，徐老爷子等的是一纸土地批文。
横店以前穷，跟它的土地资源不无关系。“这里的土地很贫瘠，耕作层很薄，下面要么是岩石，要么是黄土，不适合农作物的耕作，连松树都长不大。”横店圆明新园项目筹建工作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厉红亮说。
这样的土地不宜耕作，却能造园。3月10日，在圆明新园的选址地，《英才》记者看到的多是这样的“四荒地”。此外，徐文荣还透露，这块地原本并不属于横店镇，为建成圆明新园，经浙江省有关部门的批示，“合并了5个行政村，并出那么大一块土地。”这里目前并无破土动工的迹象，厉红亮多次强调，该用地目前仍在报批。
除了土地问题，其他的方面似乎问题不大。
资金方面，建设圆明新园总的投入是200亿元，70亿建设资金全部吸收投资，由浙江横店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圆明新园有限公司”按商业化运作;130亿回收和复制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资金则通过基金会向社会募捐。
2月的新闻发布会开完后，要求参股的据说很多，徐文荣说他并不想过快开启融资的通道，迄今为止，他只接受了当地六七个民企老板的投资，共计15.62亿元。“我有条件限制的，你来投资，最起码是500万，只要人民币，只要现金。”募捐资金已累计1.24亿元，“有很多人在等着捐钱，去年12月，一个湖南的朋友，我们不认识，亲自送了10万元现金过来。”
建设方面，圆明园126个景观已完成图纸设计57个，2008年将完成33个，其余36景将在明年6月前全面完成。根据图纸，横店从华夏文化园划出86亩土地，准备1∶1建设10个样板景观，供专家评审，记者看到，这项工程已在建设当中。
此外，徐文荣甚至已开始回收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就在接受《英才》专访的前两天，徐文荣赶到上海，从一个89岁的老人手里买了一件文物，“他说是圆明园的，总共有四件，我先要了一件，保管在公安局，准备请北京的专家来鉴定。”
在徐文荣看来，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我相信土地能批下来。利用这个项目，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徐文荣的身体。在土地获批、资金到位的条件下，徐文荣希望用5年的时间建成圆明新园，“再过5年，我80岁，能不能活到那时候，根据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交锋
200亿能干多少好事
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在八国联军的大火中，圆明园已经死了，如今残破的圆明园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因此，不管在哪里重建，价值都不大。
徐文荣：
一个建筑专家怎么不知道圆明园是被谁烧掉的?先是英法联军，后是八国联军，相隔40年。圆明园就算死了，每年都有三四百万人去(遗址)参观，去追忆，去反思，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你怎么说它死了呢?
网络调查“你觉得圆明园应该重建吗”，其中一个选项是：
不应该，不允许商人沾满铜臭味的破坏。
徐文荣：
什么叫铜臭味?民营企业都是铜臭味吗?我们民营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带动了多少人富起来?我们赚的钱一是给老百姓，让他们富起来，一是给国家缴税，养活公务人员。骂我是铜臭味，你是反本!企业家是纳税人，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们都忘记了?
网友：
这200亿能干多少好事啊，要是用在西部开发上、用在绿化上、用在水利上……
不如将这200亿用在当前迫切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上……
徐文荣：
有人说，你不如把这笔钱用于西部开发，我一个农民，又不是国家，我有多少能量为西部地区做大量工作?有人说，你不如把这笔钱用于修复文物，我倒要问问，你拿出了多少钱帮别人修复文物?我说你没有，我徐文荣有!我把农民倒掉的几十处房子买过来修复，华夏文化园我赞助了1000多万，慈善基金我赞助了500万，这一次我赞助了270多万，你有我思想好?讲什么漂亮话!
造横店系
徐永安开启横店集团新时代
横店集团选接班人，徐文荣定了五个条件：一、年纪轻，有旺盛的精力;二、有文化，必须是大学毕业;三、有经营经验，要在基层锻炼过，自己搞一个工厂、一个公司，年利润起码得在2000万以上;四、有和国际打交道的能力;五、能处理好上中下，左中右的关系。
依照这些条件，其长子徐永安当选。2001年8月，徐永安接班。
徐文荣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永安接班后，徐文荣把其他两个孩子请出横店集团，“必须这么做，不然将来可能会起冲突。”现在，女儿女婿在香港搞文化产业，小儿子则在本地经营着一家公司。
在老爷子眼里，大儿子跟自己很像，“他个性很强，我个性也很强。他很会算，我也很会算。他说，爸爸，我算不过你;我说，我算不过你。”
徐永安开启了横店集团一个新的时代。
首先是资本化。徐永安上任后，横店集团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空前活跃，不仅收购浙江南华期货、参股浙商银行、控股西藏证券，还通过收购青岛东方、太原刚玉(爱股,行情,资讯)这两家上市公司以及后来横店东磁(爱股,行情,资讯)在深圳中小板的上市，造出了一个拥有普洛康裕(爱股,行情,资讯)(000739)、太原刚玉(000795)、横店东磁(002056)三家上市公司的“横店系”。
其次是国际化。这些年，横店影视城吸引到了一些国外的剧组。最近在美国上映的影片《黄石的孩子》就是在横店拍摄的，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投资的《白雪公主与七武士》、加拿大电影《白鹤功夫传》、印尼电影《郑和下西洋》等也将在横店拍摄，此外，《木乃伊3》和《终极者4》也有望在横店拍摄。据统计，国外剧组已在横店拍摄了20多部影视剧。曾留学日本的徐永安很好地扮演了“国际推销员”的角色，2007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徐永安就亲自带队，向海外制作机构推介横店的优势。
事实上，影视基地已满足不了“少帅”徐永安的野心，他正试图打通影视产业链的上下游构建一个影视帝国，向上，与中影、华纳合资成立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向下，收购杭州、长沙、武汉等地的电影院线。
2004年4月2日，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国际级影视产业实验区之一，实验区已经吸引了包括香港唐人电影、北京华谊兄弟在内的218家影视文化企业入驻。
徐永安在横店集团总部给父亲留了一个办公室，徐文荣从来不去。“去干什么呀?他有他自己的发展思路，我不能强求他。做得好也好，做得不好也好，我不管的。”
没事的时候，徐文荣喜欢在办公室看看战争片、武侠片、历史片，用老爷子自己的话说，这些电影“很纯洁”。只是，要建圆明新园了，这样的时候，恐怕也不多了。
Thursday, April 03, 2008
华为10天2员工坠楼身亡 "狼文化""床垫文化"受关注
华为10天2员工坠楼身亡 "狼文化""床垫文化"受关注 新民周刊
2008年2月26日,成都华为研发中心的李栋兵从四楼纵身跳下。3月6日，张立国在深圳坠楼身亡。目前尚无一起有直接证据表明华为的企业文化、用工制度就是“罪魁祸首”,但工作压力大，"狼文化""床垫文化"备受关注。面对员工焦虑症增多,任正非也说：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当狼性成为一种文化
刚刚走出“辞工门”风波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又卷入了新一轮的“自杀门”风波。之所以说“新一轮”，是因为这家堪称中国最优秀的IT企业，在2008年的这个春天，十天内连续发生两起员工坠楼身亡事件。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就是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直接导致了这些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但这些事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若隐若现看到华为工作压力与内部环境的影子。
一家业绩骄人的企业，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以至连这家企业的老总任正非都不得其解。我们不禁担心，华为怎么了？
这又是一家以“狼文化”闻名的企业。关于企业文化，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甚嚣尘上的是“狼文化”。我在国内的很多书店，尤其是机场的书店内，总能看到有关狼文化的书籍前，总是围着一群求知若渴的人，我的样本调查结果是，他们多是商界人士以及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与早前几年人们的追捧不同，这一年多来，人们逐渐开始对狼性文化再思考。这当中，或许有华为员工不断出事的刺激。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要生存，就是要在人性中灌入那么一点狼性。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一点现实主义的，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理解或者接受的。“狼文化”也并非华为的专利，狼性之所以被提高到文化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迷雾中的华为“自杀门”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提出要让员工从身心解放自己
但我们生活在人间而不是狼间，追崇狼文化显然是不妥的，或者说有点反人性的。不妨把眼睛闭上，想想狼那双散发幽幽绿光的眼睛，威胁与冷漠，撕咬与竞争……
人性中过多渗入狼性，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友善与关爱。而友善与关爱，恰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维生素”。过度渲染狼性文化还体现出一种可怕的工具理性。人不是工具，人，是相互取暖的动物，我们要的是人间的温暖，绝非狼间的冷漠。
我们无意于指责就是“狼文化”扼杀了这些员工，将员工的非正常死亡强加到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上，也是偏颇的。
思考“自杀门”的意义在于，它考验的不仅是华为，更多的企业应该通过这个“门”去思考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建立怎样的企业文化。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该反思的除了华为，还有你和我。(杨 江)
迷雾中的华为“自杀门”
确切的消息是，张立国是华为近年来第六个意外身亡的员工，被指为以讹传讹的消息是，这是华为第三十八起员工意外身亡事件。
撰稿·杨 江(记者)
3月22日晚间，代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关事务的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几位客户经理与记者相约上海静安寺。由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尚未正式回应记者的采访要求，这次会面，双方只能在非正式采访的环境下展开讨论。
观点的交锋时有高潮，议题重点是：“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为何接二连三？华为、公众、媒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解读华为‘自杀门’？”
10天之内的第二起坠楼事件
“在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公布前，对华为公司的用工制度、企业文化进行铺天盖地的文诛笔伐恐有不妥。”这是几位客户经理的看法。
不过，当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以给人“规律性”的印象频频发生，加之在应对此种公关危机时华为公司一贯的低调，对公众而言，华为的嫌疑在不可避免地叠加。
“作为企业的老总，任正非是不希望看到员工的意外的，我想，他应该是在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某经理介绍，“据我了解，华为公司为缓解员工精神压力已经推行了不少措施。”
几位客户经理对近期媒体、网络的热议很有想法，他们的意见概括起来是：争议是难免的，讨论是必需的。但各方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客观的，华为期望建设性的评论。
此前两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坂田园区，36岁的中央软件部员工张立国从公司食堂三楼纵身而下，当场坠亡。由于张立国意外身亡尚在警方调查期间，家属与公司间的善后处理也在协商，张立国的遗体至今躺在殡仪馆。
这是华为10天内发生的第二起员工坠亡事件，张立国出事前9天，华为公司成都员工李栋兵从研发中心楼跳楼自杀。
连续两条人命的惨烈而去，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拖进了新一轮的舆论漩涡，备受争议的“狼文化”与“床垫文化”再次成为焦点。
确切的消息是，张立国是华为近年来第六个意外身亡的员工，被指为以讹传讹的消息是，这是华为第三十八起员工意外身亡事件，后者，华为公司至今未予澄清或者证实。
2006年5月28日，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胡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2007年7月18日，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的他，生前曾多次向亲人表示工作压力太大，并两度想要辞职，为此父亲两度来看望劝说。但在父亲第二次来到深圳时，张锐选择了以这种方式与亲人告别。
2007年8月11日，长春市国联小区，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纵身从七楼跳下身亡。
2007年12月5日，在深圳华为工作的乔向英起床后进入洗手间梳洗时突然倒下猝死。
2008年2月26日，成都华为研发中心的李栋兵从四楼纵身跳下。后查系因个人情感问题自杀。
2008年3月6日，张立国。
六起意外，四起系自杀，是什么导致这些年轻的IT精英们以如此惨烈的方式了却此生？
“为什么又是华为？为什么总是华为？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张立国姐夫曹先生的这一连串疑问代表了外界普遍的质疑，尽管这些意外事件中，目前尚无一起有直接证据表明华为的企业文化、用工制度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为什么华为的员工就如此脆弱？中国、世界上其他IT企业为何没有这样的现象？！”曹先生愤愤而问。
没人围过来，毕竟吃饭要紧
3月14日，深圳，闷热有雨，某经济酒店602房，张立国的姐夫曹先生气愤地直拍桌子，“说我们家属现在回避媒体，甚至威胁媒体，我这不是接受你们采访了吗？我是骂了那个记者，谁让他报道张立国是自杀的？！警方至今都没有这样结论。”曹右手一挥，“我当然不再接受他的采访。”
之所以对“自杀”如此敏感，是因为家属认为张立国的死实在蹊跷，“他怎么可能去自杀呢？！”曹提醒记者，“如果自杀，他为何从三楼跳到二楼？为何不从更高的楼跳下去？”
3月6日的早晨，张立国突然跑到了华为坂田园区所在辖区派出所，按照警方与华为公司对家属的介绍，张当时精神错乱，一会说有人要追杀他，一会又说自己做错事了，要自首。根据张立国身上的工卡，警方通知了华为，“华为派人把他接回了公司，派了两个人陪护他。”曹介绍。
中午12点左右，三个人去F2食堂吃饭，一种说法是看护人员排队打汤时，张立国突然跨过栏杆坠落二楼，“总之，公司监护不当”，曹说。
他壮实的身体猛烈撞击在餐桌椅上，将椅背砸碎，折断的肋骨刺穿了他的心脏，如此前几次员工非正常死亡，张坠楼的消息同样在第一时间被华为员工发布在网络论坛上，继而被媒体获悉。
目击者如此描述：
四周有警戒线，来了两个巡警，但是没有不准围观，没有驱赶，至少我离开时没有。周围3米远处就是四周静静吃着饭的各位员工，没人起身离开，没人多看一眼，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再远点就是各个食物流水线上等待打餐的长长队伍，没人围过来，毕竟吃饭要紧。掉个人下来算什么，咱见多了。根本谈不上围观，加上警察和我，周围在看的人不到10个，这是我在整个场景中最觉得震撼的地方那种冷漠、麻木让我觉得好冷
20点下班时，我又独自一人来到一楼此兄台当时坠楼地面处，此时只有几个大妈在洗碗拖地，昏暗的灯光下，我走了过去，但是我已经不知道确切是哪张桌子了，因为损坏的椅子已经换了速度真快啊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看上去还是那么整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样式。
春节回家看了几则新闻，哪里出了车祸，亲朋好友会在出事地点烧香烧纸钱，可是这里，连一点点痕迹都已经没有了，更不用说纸钱了，明天一样会有人坐到那位置上吃食，我只能说“兄台，一路走好！”
“你看看，这是怎样的公司，一个人死了，边上的人继续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曹先生惊讶。
张坠楼后，华为公司立即电话通知了远在黑龙江的张立国的妻子，“怕我们情绪激动，公司说张立国突然脑出血。”曹先生告诉记者，隐约不安的家属们立即从各地赶往深圳，上飞机前，张立国的七弟上网发现张立国是坠楼身亡了。
“他有个一岁多的女儿，很可爱，家庭和睦。经济方面，你也知道华为的收入是很高的，具体数字我不必说，但你是做记者的，我可以说，你的收入比不上他，”曹先生说，“生活方面没有啥变故啊。”
百思不得其解的家属后来请教了专家，“我们认为他坠楼是非本意的，比如说，一个人喝醉酒了，从这个酒店的窗户摔下去死了，你能说是自杀？”
“可是，3月6日之前，张立国无任何精神异常，5日晚上还和妻子通电话询问孩子的感冒好了没有。”曹先生不解，“怎么一夜之间就精神错乱了？”
老东家的悼文
掀开白布，七弟一眼看到了张立国未瞑的双目，更生疑惑。36岁的张立国生于黑龙江一个贫困的村庄，姐弟七个，排行老四。“当时家穷，弟兄们隔一个念书，只有二哥、四哥和我念了书。”
七弟介绍，张立国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书念得最多，当时几乎是倾全家的力量在支持他，等七弟考进大学，张立国已经开始工作，“一直由他供我念书。这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样扔下妻子女儿不管？”
张立国毕业后在黑龙江工作了两年，后来到深圳，姐夫介绍张已经在IT行业工作了近十年，“如果说IT行业的人压力普遍比较大，那他在别的公司怎么没有精神错乱？闯了这么多年，一到华为就崩溃了？！”
在张立国坠楼6小时后，华为内部邮件系统发放了一份一百多字的通报信，表示公司对张立国的意外非常痛惜，同时对其家属和亲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第二日，张立国的老东家，也是华为公司在深圳的竞争对手——中兴通讯——某部门领导给员工发了一封题为“悼念张立国君”的内部邮件。2005年3月到2006年9月，张立国在该公司研发体系有线研究院网管平台中心传输网管开发部工作。
这篇号称“解大家之惑”的悼文称，张立国曾担任部门宣传委员，热爱摄影写作，志趣广泛，拍摄过许多部门活动照片，是一个古道热肠，富有生活情趣之人。由于其有一段在小公司的人事纠葛经历，为人较为敏感，偶尔有些情绪化，也曾要求过更换科室和项目组，但经部门和科室多次细心沟通和思想政治工作，加之各位同事们的包容理解关怀，其情绪长期基本稳定，更为爱岗敬业，呕心沥血，誓言做出成绩回报领导知遇之恩和同事包容之情，长期加班加点，还经常周六过来，甚为认真，获得过部门爱岗敬业模范荣誉。
悼文介绍，张立国后来在2006年9月因为想回老家工作，并计划生育小孩，故而执意离职。对此，张的姐夫与七弟都予以了证实，“他想自己创业，但是后来由于资源、资金的困难，没有成功，有了孩子后，又回到了深圳。”
2007年9月1日，张立国给这位悼文的作者“黄部长”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回中兴通讯工作：我怀念公司，因为她的精神和企业文化，还有浓重的人文气息，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里，想念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们，如果您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想我会非常珍惜，好好努力工作，同各位同事处理好关系，完全融入这个集体，为公司和部门集体贡献力量，专心工作，不离不弃，只要能有个和谐尊重的工作氛围，我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和优点。这段回老家的日子，有个自己的小宝宝，生活的磨练，也让我在性格上成熟了起来，不会再非常幼稚地处理事情。我想念这个集体，所以在老家生完了孩子后，还想回到这个集体中来，不知您是否还接纳我这个游子？
对这封信，黄部长在悼文中说，“恳切之情溢于言表，真诚之挚，感怀于心，令人感动，犹如迷途的羔羊终究找到了回家的归途。可当时部门已然超编，且公司下半年已经冻结人事编制，故而答复其等待机会，静候佳音。”
悼文直指华为公司的工作氛围，“张立国君初为人父，有了‘生活的磨练’，‘也是让我在性格上成熟了起来，不会再非常幼稚地处理事情’，可如今还是‘幼稚’了，竟不顾上有老下有小，愤而撒手其在H公司的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君在信中对工作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有个和谐尊重的工作氛围，就会不离不弃，不会再幼稚地处理事情，不曾想，君连这样的工作氛围在H公司竟没有圆梦，还是一人离之弃之了……归来吧，游子！其本可以在2008年回归部门，但却被非和谐的氛围和自身的刚烈给断送了。”
这份悼文以及随后附上的张立国的信流至网络，引来诸多唏嘘，也有人质疑中兴通讯在对华为公司落井下石。
“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南方雪灾，华为公司组织募捐，他还分两次捐了一千多元。”姐夫曹先生说。
张立国坠亡后，中兴通讯的部分旧日同事看望了张的家属，并送上了捐款，“可是华为的员工没有。你就可以看出两个公司的人文环境……”曹先生说。
累，心很累
602房对门传来一阵幼儿的啼哭，那是张立国的遗孤。张坠亡后，人们调看了他的博客，张多次提及这位“亲亲的宝贝”。
在未能如愿重返中兴通讯后，张立国还是在10月份毅然回到深圳，至2007年11月26日进入华为公司，其间经历了两个月的创业期，他所有的博文都在此间写下，家属读到了他的心迹，心酸落泪。
《又回到深圳》(2007-10-07)：含泪离开了我的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女儿，心情复杂，生活需要我继续打拼，需要我开创自己的事业，需要我每个月都要挣钱养家，不得已又回到了深圳，还有我已经习惯了她的生活方式，我已经深深融入到了她的血液，变成了她的一个分子，虽然还是租房子住，每天去挤公交车，甚至为了省钱去坐免费的bus(巴士)，受司机的白眼和冷嘲，但我还是回来了，回到了我熟悉的深圳，热爱的深圳，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苦处，我都要忍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去挣每一份辛苦的钱，我都要一如既往地打拼下去。
《创业日记》(2007-10-11)：我这个人有些闷的，典型的技术人员的性格，做事稳健而有条理，理智多于激情，这样的性格不知是否适合创业，但我还是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不管风雨如何，都要走下去的。我独自走在创业的路上，没有扶持，没有帮助，没有关怀，一个人，毅然地前行，前面是否有锦绣的鲜花和掌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北极星那一点点的光辉，是我前进的方向。
张立国似乎一直在孤独地鼓励着自己，他甚至富有诗意地写道：在路上，只为了尊严地活着；在路上，只为了相亲相爱的人；在路上，只为了亲亲的宝贝。
10月11日这天，他还发了另两篇博文，描述了经济的窘迫：经济出现了紧张，我开始节约，这一段时间来，都是泡面、咸菜，有时吃顿米饭和青菜算是改善生活了，不过我还是很乐观，这又使让我回忆起上学那段艰苦的时光，一整天只6两米饭，两份的半个菜，一共4毛钱，有时早餐是不吃的，为了省钱，同学聚会和老乡聚会是从来不参加的，那段艰苦的日子，不也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现在的日子，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还有得泡面吃，还有得青菜吃，还能解决吃喝的问题，选择了创业就是意味着未知结果的旅行，我还是保持乐观的心，快乐地向前走。
“当没有关怀和理解的时候我还能走多远﹖”在同一天的另一篇题为“累，心很累”的博文中他写道。
人们从他的博客中读到了这位期望创业成功、改善生活的青年IT精英的不易与坚韧，在深圳——这个以实力博弈的现实的城市——穿梭着大量他这样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贫苦出身的有志青年。
一个多月后，张立国加盟华为公司，用七弟的话说，也算是创业成功了，“他没有想到能进华为公司，因此非常开心，给我们几个打了电话。我们都替他高兴，华为的收入那么高。他很快升为专家级工程师，可见华为对他的认同。”
曹先生说，3个月间，虽然张立国和亲属提过几次在华为工作压力大，“他说，下班脑子里还是电脑。我们调查，3月4日、5日，工作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曹先生说，但他不肯透露详情，“我们不想干扰警方调查，必要时我们会亮出证据！”
不过，正如七弟的疑惑，工作上的压力或者不快，应该不致让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张立国精神崩溃以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刚刚开启的美好人生。
华为依旧沉默不语
3月的深圳早已是春意盎然，张立国在这样一个鲜花绽放的季节，谜一样地精神错乱，谜一样地飞身而下，激起的是漫天的猜测与争议。
华为公司这几年似乎卷入了一个“自杀门”的怪圈，我们都知道华为有个著名的“狼文化”，我们又都知道华为有个独特的“床垫文化”，尽管谁也无法认定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就是“罪魁祸首”，但不少人已经根据先前的经验作出了“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导致了员工自杀的推论”。
人们渴望得到真相。只是，华为公司继续保持着一贯的低调甚至是沉默，“这是一种强势的沉默，还是一种高调的冷漠？”有人质疑。
华为坂田园区，平静早已恢复，偌大的园区，看上去更像个高校，某华为员工纠正，“是更像一个研究所才对。”
一名新进员工对张立国的坠亡表示可惜，“华为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可怕，压力哪里都有，关键自己要学会调节。公司现在也很重视员工精神健康，我前阵子加班晚了，主管还督促我回去休息。”
他如此理解连续多起员工意外身亡“你看社会人群自杀率多少，华为几万人的公司……”
社会上对华为“狼文化”与“床垫文化”的理解，在他看来有偏差，原因主要是“外界对华为不了解”，“华为一贯的低调是导致不了解的一个原因。”
不远处，另一名员工在草地上独自踱步，他说这是他工作间隙的放松方式，但他拒绝谈论张立国坠亡事件，“我不想惹麻烦，你没有工牌进来，保安马上会发现你的。”他提醒记者两边楼顶上的摄像头。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已经将记者的采访函递送华为公司相关部门，但至今记者仍未接到华为公司的回应。
从坂田基地回到住处，打开电脑，网络上对华为公司的文诛笔伐仍在继续.
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究竟在“自杀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不是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的。
可是，如何阻断华为员工的自杀之路呢？
撰稿·杨 江(记者)
是非“狼文化”
如果没有“自杀门”，如果没有2007年年底疑为规避新劳动法而闹得沸沸扬扬的7000名员工辞职再聘的“辞工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家曾被人冠以“伟大”二字的公司的企业形象或者说品牌声誉应该不会走入下降通道。
任正非，这个退役军人以类似于军队化的管理方式渗透到企业的每个角落。在他的率领下，华为从1988年的2万元注册资本起步，1992年销售额超过亿元，1996年跃上26亿元，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增幅很少有低于50%的。最新的业绩是，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160亿美元，有72%来自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球电信设备业前五行列。
这样的一个企业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没有人怀疑它在中国IT行业中的标兵地位，因为它纵横国际市场，攻城略地，锐气直逼思科、爱立信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又有很多人将它视为民族企业的骄傲。
但是在“自杀门”与“辞工门”的影响下，华为似乎正在给人一种“人性化丧失”的形象。站在公正的立场，华为可能真的是中国较累的IT企业，但绝对不是一个炼狱，否则它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一个骄人的业绩，也就不会成为精英高地。
自杀，往往都是综合因素累积的结果，因而，将“自杀门”的“罪行”强行推给华为，甚至因而“妖魔化”华为，是显然偏颇的。但一次死亡事件可以说是偶然，在多次非正常死亡后，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企业文化或者内部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早在2007年，员工张锐自杀前，任正非就给党委成员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就是：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由于华为公司至今没有接受采访，我们不知道任正非所说的这个情况严重到怎样的程度。在华为内部，任正非对“狼文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阐述，是1990年代初期，他与美国某著名咨询公司女高管的会谈上。任正非说，跨国公司是大象，华为是老鼠。华为打不过大象，但是要有狼的精神，要有敏锐的嗅觉、强烈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和牺牲精神。
华为公司今天的光辉，普遍被看作是“狼文化”的作用，也许，对于华为这样一个从起步就直面市场压力的民营企业而言，如果没有他所说的狼的这种精神，恐怕早就像他创业初期的那些企业一样销声匿迹。
张立国坠亡后，一部分“狼文化”的批判者更坚定了这样的判断：华为，功，也“狼文化”，过，也“狼文化”，是“狼文化”让华为公司跻身全球电信设备第一阵营，也是“狼文化”将张立国这些华为的员工推向了悬崖。
狼通常被人们与羊对应起来，任正非也说过，“当我们拼死拼活往前赶的过程中，公司就不可能出现太胖的羊、太懒的羊。一个充满危机感，又有敏感性，又无懒羊拖累的公司是一定能生存下来的。”
任正非又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企业家，在《华为的冬天》、《北国的春天》中阐述的危机论，曾引发业界很大的震撼。
代理华为公司公关事务的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对记者说，其实华为内部早就不提“狼文化”，甚至在淡化“狼文化”，“但似乎外界一直抓着这个不放”。
华为员工近一半在研发部门，这是华为最庞大的部门，也是薪酬最丰厚的部门，当然，高薪水往往意味着高压力，高效率。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为员工说，IT行业竞争白热化，压力每个公司都存在，但在华为，员工的忧患意识似乎更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公司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刻不敢松懈。
社会学研究者章友德说，国内企业已经对华为不构成威胁，华为早就将目标瞄准了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华为员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个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
尽管已是中国最优秀的IT企业，华为与国内其他行业的制造业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成本驱动型的价格优势仍然是为数不多的优势中最突出的。因而在那位华为员工看来，华为必须依旧保持着埋头奋进的姿态，必须让员工保持危机意识。
这在不少评论者看来，“依旧保持着十足的狼性”。
“床垫文化”
任正非对自己的团队说，不能只是给高效率的员工高薪，就可以撒手不管其他的事情了，还必须创造条件，让员工从身心上解放自己。他提出要引导员工理解、欣赏和接受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使他们从身心上自己解放自己。“员工不能成为守财奴，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丰厚的薪酬是为了通过优裕、高雅的生活，激发人们更加努力去工作、有效地奋斗而服务的，不是使我们精神自闭、自锁。”他在信中说。
“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去，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地乐观，多么地豁达。看看他们的夕阳红，你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
接受记者采访的华为员工大多承认，自己不甘落后。这不能说是华为员工的个性，在IT行业，甚至现在的整个社会都具有普遍性。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狼文化”有广泛社会基础，这一点，从书架前有多少人驻足“狼文化”类书籍前可见一斑。“人，生于忧患，你不去拼搏，就意味着被淘汰，这是一个逆水行舟的社会。”某员工解释。
任正非希望员工意识到，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的存在，一个人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满足感，不要不断攀比。不过，这名员工说，公司内部也有一个末位淘汰制，任总曾说过要保持5%左右的自然淘汰率。末位并不意味着能力的欠缺。尽管华为内部传出的消息是，这个淘汰制并没有按照5%的比例严格执行，每年只是1%至2%的幅度。“但我仍觉得身后有一根鞭子。”
关于“床垫文化”，应该说这是华为创业早期奋斗精神的写照，任正非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提及：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可走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
2006年5月28日，25岁的员工胡新宇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他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胡去世后，华为再一次重申了有关加班的规定：加班至晚上10点以后，要领导批准；严禁在公司过夜。
不过，按照记者的了解，这项措施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华为自上而下信奉“天道酬勤”，有员工说：“任务在那里，你总不能拖人家后腿吧。”
崇尚强者
任正非不主张以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员工的自我解救，而是倡导员工自觉自愿，自我娱乐，自己承担费用的方式来组织和参与各种活动。他的理由是：公司不予任何补贴，凡是补贴的，只要不再补贴了，这项活动就死亡了……总之释放员工的郁闷，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解决，靠组织是无能为力的。
他在这封信中劝慰员工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太多地忧虑，而是要大大地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自信，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压抑问题。“我自己就有许多地方是弱项，常被家人取笑小学生水平，若我全力以赴去提升那些弱的方面，也许我就做不了CEO了，我是集中发挥自己优点的优势。”
不过，他也强调：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在这个领导者看来，“克服缺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远远大于强化优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任正非建议华为患有忧郁症、焦虑症的员工，看一看北京景山公园的歌的海洋，看看丽江街上少数民族姑娘的对歌，也许会减轻他们的病情。“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
张立国坠楼已近一个月，天涯论坛上，很多人重新读解任正非的这封信，既能品味出他对员工精神现状的担忧，又能品味出华为内部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
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说，“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任总的这句话，在我看来很现实，对企业领导者而言，可能是无可厚非的，但却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必须努力，我不能落后。”
“华为是一个崇尚强者的公司。”该员工说，“华为是一个很现实的公司，深圳是一个很现实的城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
“现实”这个词汇，在采访中不断被人提及，“我能在华为站稳、晋升，就表明我有实力，也就意味着高收入。”不少员工敬佩华为的管理能力，“任总总能让你斗志昂扬，把你的潜力发挥到极至。”
对“自杀门”，华为内部有人认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必然会先体验改革带来的痛苦，而华为又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产物，社会转型期必须体验的痛苦就容易汇聚在华为爆发。
类似的观点，深圳18岁以上市民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在2007年公布的数字是21.1%，位居全国首位，其中抑郁症发生率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为3.1%，深圳平均每年2000人自杀，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910人)。
在深圳这样一个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严重倒置的移民城市，大量张立国、张锐这样的外来人才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难以得到亲朋的慰藉，承受的压力必须独自消化，容易导致抑郁。
但这些观点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的读解角度，就像你很难从自杀的员工身上找到“狼文化”、“床垫文化”是罪魁祸首的直接证据，你也很难就此给华为企业文化、制度设计开脱嫌疑，否则，一样的社会背景，为何只有华为遭遇了“自杀门”。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会直面公众。但“任正非是一个一贯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公司，要改变一个风格，你总要给他一个时间。”
不少研究者把“自杀门”归责于“华为忽略了对员工应有的人文关怀建设与素质培养”。一位去职员工在天涯论坛上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我不是思想家，不是理论家，我不想用什么长篇大论说HW体制的种种不好。但我是有情感的，是热爱生活并追求幸福的。”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其实早就请了心理咨询师，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华为内部有人称为“精神导师”，不过，“不是每个人遇到问题都愿意主动去找咨询师的”。
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深圳另一些企业的重视，在中兴通讯，为给怀孕女员工带来更多温暖，公司特别开辟了孕妇餐厅，并且专门为孕妇设计菜谱。在金蝶软件，公司为每位员工增加了每月70元的活动费，目的是鼓励员工外出活动，比如看看电影。
不过，记者的调查却发现，人性化的管理在引入，员工们却仍在抱怨压力无法缓解。
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究竟在“自杀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不是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的。
可是，如何阻断华为员工的自杀之路呢？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张立国
3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章友德教授与《新民周刊》记者就华为“自杀门”进行了系统分析。
撰稿·杨 江(记者) 李泽旭(记者)
怎么看华为企业文化？
章友德：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企业更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华为这样的股份制企业，全民持股，员工在企业中的经济地位与掌有的股权多少具有最密切的关联。
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国有企业中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变为了新的环境下资方与雇佣者的关系。资方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须把所有的员工看作实现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目的而是变为一个手段了。
应该说，华为是30年来中国企业产权变革的重要成果。经营者责任心更强，追求利润意识更强，较之过去的企业管理者而言，更具有持久的动力。华为走过的艰难的创业道路，给华为所有者或者说任正非提供了一个经验，那就是一切都是在丛林法则中打拼出来的，他因此对自己形成的企业文化高度认同甚至依赖。
在华为看来，市场化改革、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要靠高收入、精英人才、优胜劣汰。而且现有的业绩在管理者看来更证明了他的企业文化是有效的，并且会通过内部培训强化所有人接受这种文化。
一个充满竞争的群体里，就不会有一只懒惰的羊出现，人人都在奔跑，滞后一步，就会被后者踩死，但前进呢，就是累死。这样的企业文化是缺少人文关怀的。
华为不仅把员工变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且把人的恶的一面，也就是人人都是竞争对手的一面激起了。应该说竞争意识是积极的，但要把握度。
这种竞争意识把人所有的潜能最大限度释放。但人终究不是狼，企业的这种榨取耗尽了员工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牺牲了家庭、健康，淡化了人的情感需要。华为有6万个员工，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这些不同的个体到了这个环境中，必须按照他的企业文化全面适应，每个人的身心都将接受这个新的企业文化的考验。
这实际是一种外部成本或溢出效应，员工本人的过劳、心理疾病、精神扭曲，以及夫妻分居、亲子教育不足等问题，其后果大部分都由员工和家庭集中承担了。如果仍然对这种“普遍现象”长期漠视，最终将导致更加难以弥补的社会后果。
《新民周刊》：很多人是疲惫的，但显然又是矛盾的，因为满足于这里的收入，满足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在一个好企业是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章友德：华为的高层正在用一种信念，即，企业有高远的目标，你们每个人都有高远的志向，只有在我这个企业你们才能实现，促动人人都把自己内在的最大的潜能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任何人主观上都是不愿意成为弱者的。但问题是很多人是适应不了的。华为要和国际对手去竞争，要成为有竞争力的公司，但它不知道的是人家怎样成为那个公司的。是不是都像他这样把人和人变为丛林法则，只有竞争、付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报，我指的不仅是薪水，还包括人的精神世界。
实际员工可以整合成一个更好的具有协作精神的团队，未必都要剑拔弩张。
《新民周刊》：但为何很少有华为内部员工质疑华为的企业文化？
章友德：我们注意到在他们参加培训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这种企业文化。每个员工在进华为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自己的社会化的过程，他也是在一路竞争中最终走到华为的，所以他其实潜意识是认同华为这种企业文化的。所以你一方面看到那么多人身心疲惫，但有多少人把矛头对准华为的？外部看法归外部，但是企业内部呢，员工最多说压力大。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新民周刊》：华为的这些精英们为何反倒如此脆弱？
章友德：这涉及“个人的自我预期”，人的需求层次多样化，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实现，华为的员工都是在需求的最高层次上，都是有自我实现预期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认为只有历经了华为的历练，才会有自我实现的基础，一是在华为晋升，二是积累基础、资金或者学到管理的经验将来自己创业，甚至一些人进华为就是为了看看任正非是怎么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变为一个国际公司的。
所以，华为的员工都是不服输的，被淘汰的往往被认为是自己适应不了，对于自杀的员工，也往往被其他员工认为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有这种心理的员工，往往都会认为自己不会像张立国、李栋兵这样脆弱，实际上，如果遇到导火索，他也很可能重蹈覆辙。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IT人才多是工科毕业，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导致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完整，自我化解、排解压力的能力欠缺。
《新民周刊》：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内部建立相应的机制，当个体遇到危机，需要帮助时及时干预。
章友德：但华为是不崇尚弱者的，华为是一个强者文化，把不适应的人看作就是应该被淘汰的，甚至体制设置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淘汰。这种文化被灌输、强化，最终都认同后，内部再没有人去指责华为。大家都认为外部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华为，甚至是误解了华为。所以华为一直对外界沉默的原因可能是我内部员工认同我的企业文化啊，而且这个企业是我自己的。
任正非早就说过，媒体说你好，你不要高兴，媒体说你不好，你也不要生气，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类似的话。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这样一个企业文化训练出来的一支团队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当华为确定了发展目标后会将全部的压力，用企业文化的方式逐层分解，但层层分解目标，很可能最终层层提高目标。你会发现最终压力最大的是刚进来的员工，华为倒下的大多都是这类人。
《新民周刊》：可华为也会觉得冤枉，那些人都不是公司直接原因导致非正常死亡的啊，你可以质疑我的企业文化，但是你不能说我的企业文化就是凶手啊。
章友德：对！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因为是华为的员工自杀了，就说华为是因，自杀是果。那我们又怎么来分析呢？
华为的用工制度其实都是符合规范的，加班给加班费，不拖欠工资，它所有的管理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员工自己选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是我企业单方选择你的吧，也是你选择了我华为吧。
实际上这样最终把人看作手段了，人的需求不仅是货币，还有生活，还有精神层面的愉悦。但华为把这些都剥离了，转移为员工自己的事情，而且让员工认同了与企业无关，是应该自己来解决的。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产品的外部成本，本来就应该是企业来解决的。
我们不能说员工自杀，华为就是直接因素。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综合的作用，如果炒股、恋爱失败，仍觉得在别的地方，比如公司，感受到温暖，就不会对人生绝望。但问题是，他可能在绝望时，想到的都是工作的压力。
高层次人才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旦认同了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也是把自己当作了手段，他们已经迷失，忘记了生命本身是什么，把自我实现当作了终极目标。
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新民周刊》：华为“自杀门”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章友德：一个优秀的企业除了实施经济目标，还有没有其他目标？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个经济目标，除给员工报酬，你还有什么激励，给员工以什么关怀，让员工疲惫的身心得以恢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华为，高收入成为企业驱动员工的主要动力，而员工也把金钱看作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高收入成为了克服高压力的唯一动力。
高收入的诱惑，相当多的员工自发地向机器转变。少数个体无法抵挡住团体的裹胁力量，更何况，若干学校有IT专业，你不做有人做，因此即便有很大压力，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
《新民周刊》：华为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譬如任正非的信，譬如安排心理医生，还有禁止员工在单位熬夜。
章友德：这绝对不是提几个口号就可以奏效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设计，这样的倡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除了本身任务的需要，员工之间也唯恐落后，因为你给他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我们承认狼性很重要，华为没有狼性就没有今天。但更要记住人不是狼，在日益人性化的今天，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更不是用报酬和待遇来衡量的。
给狼性文化注入更多的人性元素可能你会成为更加优秀的公司。
《新民周刊》：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很多公司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的扩张，现代科层管理的组织严密性、效率始终是一些企业最重要的着力点，而对于人的思考却常常被淡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被高薪酬化解。
章友德：社会科层制组织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说我把自己变为螺丝钉，需要把我嵌到哪里就哪里，但人实际不是螺丝钉，人有思想。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层制出现，每个分支结构都是为实现组织最大目标设计的。但科层制结构中，工具理性往往忽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价值理性下，人还有其他追求，比如友情、亲情。
企业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没有把人当人看待，你的员工有家庭，有子女，下班了应该是回家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的，但是现在却是带着一身压力回家。
特别是IT行业，这是过去20年中发展最快的产业，最能体现自我创新的行业，精英的更多进入造成这个行业竞争更加白热化，所有人都更加身心疲惫。
所以为什么这个行业出“自杀门”是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有一种观点，华为有6万人，每年非正常死亡一两个员工，远没到社会上的自杀比例。
章友德：我国每10万人中有23个人自杀，这是一个平均数，中国多数自杀者是农村妇女，原因在于农村整体相对贫困，农村妇女文化层次又是最低，没有化解危机的能力。
华为是怎样的企业？员工是精英中的精英。高素质体现在既能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又能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承担对家庭、企业、社会的责任。精英阶层代表整体人群前进的力量，你们应该拥有更高的应对能力，但是现在你们的人每年都出事，当然引发我们的思考。
你还没有达到整体人群的自杀比例？你去看看其他企业是否有你这样的比例！
个体自杀的原因注定有很多谜，因为人已经死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由这个现象引发思考。从自杀个体分析华为，可能冤枉你，但从社会角度关注你华为，你一点不冤枉。
关注你还是对你的爱护！何况你的“狼文化”本身充满争议。
2008年2月26日,成都华为研发中心的李栋兵从四楼纵身跳下。3月6日，张立国在深圳坠楼身亡。目前尚无一起有直接证据表明华为的企业文化、用工制度就是“罪魁祸首”,但工作压力大，"狼文化""床垫文化"备受关注。面对员工焦虑症增多,任正非也说：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当狼性成为一种文化
刚刚走出“辞工门”风波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又卷入了新一轮的“自杀门”风波。之所以说“新一轮”，是因为这家堪称中国最优秀的IT企业，在2008年的这个春天，十天内连续发生两起员工坠楼身亡事件。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就是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直接导致了这些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但这些事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若隐若现看到华为工作压力与内部环境的影子。
一家业绩骄人的企业，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以至连这家企业的老总任正非都不得其解。我们不禁担心，华为怎么了？
这又是一家以“狼文化”闻名的企业。关于企业文化，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甚嚣尘上的是“狼文化”。我在国内的很多书店，尤其是机场的书店内，总能看到有关狼文化的书籍前，总是围着一群求知若渴的人，我的样本调查结果是，他们多是商界人士以及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与早前几年人们的追捧不同，这一年多来，人们逐渐开始对狼性文化再思考。这当中，或许有华为员工不断出事的刺激。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要生存，就是要在人性中灌入那么一点狼性。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一点现实主义的，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理解或者接受的。“狼文化”也并非华为的专利，狼性之所以被提高到文化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迷雾中的华为“自杀门”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提出要让员工从身心解放自己
但我们生活在人间而不是狼间，追崇狼文化显然是不妥的，或者说有点反人性的。不妨把眼睛闭上，想想狼那双散发幽幽绿光的眼睛，威胁与冷漠，撕咬与竞争……
人性中过多渗入狼性，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友善与关爱。而友善与关爱，恰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维生素”。过度渲染狼性文化还体现出一种可怕的工具理性。人不是工具，人，是相互取暖的动物，我们要的是人间的温暖，绝非狼间的冷漠。
我们无意于指责就是“狼文化”扼杀了这些员工，将员工的非正常死亡强加到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上，也是偏颇的。
思考“自杀门”的意义在于，它考验的不仅是华为，更多的企业应该通过这个“门”去思考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建立怎样的企业文化。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该反思的除了华为，还有你和我。(杨 江)
迷雾中的华为“自杀门”
确切的消息是，张立国是华为近年来第六个意外身亡的员工，被指为以讹传讹的消息是，这是华为第三十八起员工意外身亡事件。
撰稿·杨 江(记者)
3月22日晚间，代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关事务的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几位客户经理与记者相约上海静安寺。由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尚未正式回应记者的采访要求，这次会面，双方只能在非正式采访的环境下展开讨论。
观点的交锋时有高潮，议题重点是：“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为何接二连三？华为、公众、媒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解读华为‘自杀门’？”
10天之内的第二起坠楼事件
“在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公布前，对华为公司的用工制度、企业文化进行铺天盖地的文诛笔伐恐有不妥。”这是几位客户经理的看法。
不过，当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以给人“规律性”的印象频频发生，加之在应对此种公关危机时华为公司一贯的低调，对公众而言，华为的嫌疑在不可避免地叠加。
“作为企业的老总，任正非是不希望看到员工的意外的，我想，他应该是在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某经理介绍，“据我了解，华为公司为缓解员工精神压力已经推行了不少措施。”
几位客户经理对近期媒体、网络的热议很有想法，他们的意见概括起来是：争议是难免的，讨论是必需的。但各方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客观的，华为期望建设性的评论。
此前两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坂田园区，36岁的中央软件部员工张立国从公司食堂三楼纵身而下，当场坠亡。由于张立国意外身亡尚在警方调查期间，家属与公司间的善后处理也在协商，张立国的遗体至今躺在殡仪馆。
这是华为10天内发生的第二起员工坠亡事件，张立国出事前9天，华为公司成都员工李栋兵从研发中心楼跳楼自杀。
连续两条人命的惨烈而去，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拖进了新一轮的舆论漩涡，备受争议的“狼文化”与“床垫文化”再次成为焦点。
确切的消息是，张立国是华为近年来第六个意外身亡的员工，被指为以讹传讹的消息是，这是华为第三十八起员工意外身亡事件，后者，华为公司至今未予澄清或者证实。
2006年5月28日，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胡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2007年7月18日，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的他，生前曾多次向亲人表示工作压力太大，并两度想要辞职，为此父亲两度来看望劝说。但在父亲第二次来到深圳时，张锐选择了以这种方式与亲人告别。
2007年8月11日，长春市国联小区，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纵身从七楼跳下身亡。
2007年12月5日，在深圳华为工作的乔向英起床后进入洗手间梳洗时突然倒下猝死。
2008年2月26日，成都华为研发中心的李栋兵从四楼纵身跳下。后查系因个人情感问题自杀。
2008年3月6日，张立国。
六起意外，四起系自杀，是什么导致这些年轻的IT精英们以如此惨烈的方式了却此生？
“为什么又是华为？为什么总是华为？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张立国姐夫曹先生的这一连串疑问代表了外界普遍的质疑，尽管这些意外事件中，目前尚无一起有直接证据表明华为的企业文化、用工制度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为什么华为的员工就如此脆弱？中国、世界上其他IT企业为何没有这样的现象？！”曹先生愤愤而问。
没人围过来，毕竟吃饭要紧
3月14日，深圳，闷热有雨，某经济酒店602房，张立国的姐夫曹先生气愤地直拍桌子，“说我们家属现在回避媒体，甚至威胁媒体，我这不是接受你们采访了吗？我是骂了那个记者，谁让他报道张立国是自杀的？！警方至今都没有这样结论。”曹右手一挥，“我当然不再接受他的采访。”
之所以对“自杀”如此敏感，是因为家属认为张立国的死实在蹊跷，“他怎么可能去自杀呢？！”曹提醒记者，“如果自杀，他为何从三楼跳到二楼？为何不从更高的楼跳下去？”
3月6日的早晨，张立国突然跑到了华为坂田园区所在辖区派出所，按照警方与华为公司对家属的介绍，张当时精神错乱，一会说有人要追杀他，一会又说自己做错事了，要自首。根据张立国身上的工卡，警方通知了华为，“华为派人把他接回了公司，派了两个人陪护他。”曹介绍。
中午12点左右，三个人去F2食堂吃饭，一种说法是看护人员排队打汤时，张立国突然跨过栏杆坠落二楼，“总之，公司监护不当”，曹说。
他壮实的身体猛烈撞击在餐桌椅上，将椅背砸碎，折断的肋骨刺穿了他的心脏，如此前几次员工非正常死亡，张坠楼的消息同样在第一时间被华为员工发布在网络论坛上，继而被媒体获悉。
目击者如此描述：
四周有警戒线，来了两个巡警，但是没有不准围观，没有驱赶，至少我离开时没有。周围3米远处就是四周静静吃着饭的各位员工，没人起身离开，没人多看一眼，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再远点就是各个食物流水线上等待打餐的长长队伍，没人围过来，毕竟吃饭要紧。掉个人下来算什么，咱见多了。根本谈不上围观，加上警察和我，周围在看的人不到10个，这是我在整个场景中最觉得震撼的地方那种冷漠、麻木让我觉得好冷
20点下班时，我又独自一人来到一楼此兄台当时坠楼地面处，此时只有几个大妈在洗碗拖地，昏暗的灯光下，我走了过去，但是我已经不知道确切是哪张桌子了，因为损坏的椅子已经换了速度真快啊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看上去还是那么整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样式。
春节回家看了几则新闻，哪里出了车祸，亲朋好友会在出事地点烧香烧纸钱，可是这里，连一点点痕迹都已经没有了，更不用说纸钱了，明天一样会有人坐到那位置上吃食，我只能说“兄台，一路走好！”
“你看看，这是怎样的公司，一个人死了，边上的人继续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曹先生惊讶。
张坠楼后，华为公司立即电话通知了远在黑龙江的张立国的妻子，“怕我们情绪激动，公司说张立国突然脑出血。”曹先生告诉记者，隐约不安的家属们立即从各地赶往深圳，上飞机前，张立国的七弟上网发现张立国是坠楼身亡了。
“他有个一岁多的女儿，很可爱，家庭和睦。经济方面，你也知道华为的收入是很高的，具体数字我不必说，但你是做记者的，我可以说，你的收入比不上他，”曹先生说，“生活方面没有啥变故啊。”
百思不得其解的家属后来请教了专家，“我们认为他坠楼是非本意的，比如说，一个人喝醉酒了，从这个酒店的窗户摔下去死了，你能说是自杀？”
“可是，3月6日之前，张立国无任何精神异常，5日晚上还和妻子通电话询问孩子的感冒好了没有。”曹先生不解，“怎么一夜之间就精神错乱了？”
老东家的悼文
掀开白布，七弟一眼看到了张立国未瞑的双目，更生疑惑。36岁的张立国生于黑龙江一个贫困的村庄，姐弟七个，排行老四。“当时家穷，弟兄们隔一个念书，只有二哥、四哥和我念了书。”
七弟介绍，张立国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书念得最多，当时几乎是倾全家的力量在支持他，等七弟考进大学，张立国已经开始工作，“一直由他供我念书。这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样扔下妻子女儿不管？”
张立国毕业后在黑龙江工作了两年，后来到深圳，姐夫介绍张已经在IT行业工作了近十年，“如果说IT行业的人压力普遍比较大，那他在别的公司怎么没有精神错乱？闯了这么多年，一到华为就崩溃了？！”
在张立国坠楼6小时后，华为内部邮件系统发放了一份一百多字的通报信，表示公司对张立国的意外非常痛惜，同时对其家属和亲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第二日，张立国的老东家，也是华为公司在深圳的竞争对手——中兴通讯——某部门领导给员工发了一封题为“悼念张立国君”的内部邮件。2005年3月到2006年9月，张立国在该公司研发体系有线研究院网管平台中心传输网管开发部工作。
这篇号称“解大家之惑”的悼文称，张立国曾担任部门宣传委员，热爱摄影写作，志趣广泛，拍摄过许多部门活动照片，是一个古道热肠，富有生活情趣之人。由于其有一段在小公司的人事纠葛经历，为人较为敏感，偶尔有些情绪化，也曾要求过更换科室和项目组，但经部门和科室多次细心沟通和思想政治工作，加之各位同事们的包容理解关怀，其情绪长期基本稳定，更为爱岗敬业，呕心沥血，誓言做出成绩回报领导知遇之恩和同事包容之情，长期加班加点，还经常周六过来，甚为认真，获得过部门爱岗敬业模范荣誉。
悼文介绍，张立国后来在2006年9月因为想回老家工作，并计划生育小孩，故而执意离职。对此，张的姐夫与七弟都予以了证实，“他想自己创业，但是后来由于资源、资金的困难，没有成功，有了孩子后，又回到了深圳。”
2007年9月1日，张立国给这位悼文的作者“黄部长”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回中兴通讯工作：我怀念公司，因为她的精神和企业文化，还有浓重的人文气息，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里，想念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们，如果您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想我会非常珍惜，好好努力工作，同各位同事处理好关系，完全融入这个集体，为公司和部门集体贡献力量，专心工作，不离不弃，只要能有个和谐尊重的工作氛围，我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和优点。这段回老家的日子，有个自己的小宝宝，生活的磨练，也让我在性格上成熟了起来，不会再非常幼稚地处理事情。我想念这个集体，所以在老家生完了孩子后，还想回到这个集体中来，不知您是否还接纳我这个游子？
对这封信，黄部长在悼文中说，“恳切之情溢于言表，真诚之挚，感怀于心，令人感动，犹如迷途的羔羊终究找到了回家的归途。可当时部门已然超编，且公司下半年已经冻结人事编制，故而答复其等待机会，静候佳音。”
悼文直指华为公司的工作氛围，“张立国君初为人父，有了‘生活的磨练’，‘也是让我在性格上成熟了起来，不会再非常幼稚地处理事情’，可如今还是‘幼稚’了，竟不顾上有老下有小，愤而撒手其在H公司的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君在信中对工作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有个和谐尊重的工作氛围，就会不离不弃，不会再幼稚地处理事情，不曾想，君连这样的工作氛围在H公司竟没有圆梦，还是一人离之弃之了……归来吧，游子！其本可以在2008年回归部门，但却被非和谐的氛围和自身的刚烈给断送了。”
这份悼文以及随后附上的张立国的信流至网络，引来诸多唏嘘，也有人质疑中兴通讯在对华为公司落井下石。
“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南方雪灾，华为公司组织募捐，他还分两次捐了一千多元。”姐夫曹先生说。
张立国坠亡后，中兴通讯的部分旧日同事看望了张的家属，并送上了捐款，“可是华为的员工没有。你就可以看出两个公司的人文环境……”曹先生说。
累，心很累
602房对门传来一阵幼儿的啼哭，那是张立国的遗孤。张坠亡后，人们调看了他的博客，张多次提及这位“亲亲的宝贝”。
在未能如愿重返中兴通讯后，张立国还是在10月份毅然回到深圳，至2007年11月26日进入华为公司，其间经历了两个月的创业期，他所有的博文都在此间写下，家属读到了他的心迹，心酸落泪。
《又回到深圳》(2007-10-07)：含泪离开了我的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女儿，心情复杂，生活需要我继续打拼，需要我开创自己的事业，需要我每个月都要挣钱养家，不得已又回到了深圳，还有我已经习惯了她的生活方式，我已经深深融入到了她的血液，变成了她的一个分子，虽然还是租房子住，每天去挤公交车，甚至为了省钱去坐免费的bus(巴士)，受司机的白眼和冷嘲，但我还是回来了，回到了我熟悉的深圳，热爱的深圳，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苦处，我都要忍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去挣每一份辛苦的钱，我都要一如既往地打拼下去。
《创业日记》(2007-10-11)：我这个人有些闷的，典型的技术人员的性格，做事稳健而有条理，理智多于激情，这样的性格不知是否适合创业，但我还是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不管风雨如何，都要走下去的。我独自走在创业的路上，没有扶持，没有帮助，没有关怀，一个人，毅然地前行，前面是否有锦绣的鲜花和掌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北极星那一点点的光辉，是我前进的方向。
张立国似乎一直在孤独地鼓励着自己，他甚至富有诗意地写道：在路上，只为了尊严地活着；在路上，只为了相亲相爱的人；在路上，只为了亲亲的宝贝。
10月11日这天，他还发了另两篇博文，描述了经济的窘迫：经济出现了紧张，我开始节约，这一段时间来，都是泡面、咸菜，有时吃顿米饭和青菜算是改善生活了，不过我还是很乐观，这又使让我回忆起上学那段艰苦的时光，一整天只6两米饭，两份的半个菜，一共4毛钱，有时早餐是不吃的，为了省钱，同学聚会和老乡聚会是从来不参加的，那段艰苦的日子，不也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现在的日子，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还有得泡面吃，还有得青菜吃，还能解决吃喝的问题，选择了创业就是意味着未知结果的旅行，我还是保持乐观的心，快乐地向前走。
“当没有关怀和理解的时候我还能走多远﹖”在同一天的另一篇题为“累，心很累”的博文中他写道。
人们从他的博客中读到了这位期望创业成功、改善生活的青年IT精英的不易与坚韧，在深圳——这个以实力博弈的现实的城市——穿梭着大量他这样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贫苦出身的有志青年。
一个多月后，张立国加盟华为公司，用七弟的话说，也算是创业成功了，“他没有想到能进华为公司，因此非常开心，给我们几个打了电话。我们都替他高兴，华为的收入那么高。他很快升为专家级工程师，可见华为对他的认同。”
曹先生说，3个月间，虽然张立国和亲属提过几次在华为工作压力大，“他说，下班脑子里还是电脑。我们调查，3月4日、5日，工作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曹先生说，但他不肯透露详情，“我们不想干扰警方调查，必要时我们会亮出证据！”
不过，正如七弟的疑惑，工作上的压力或者不快，应该不致让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张立国精神崩溃以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刚刚开启的美好人生。
华为依旧沉默不语
3月的深圳早已是春意盎然，张立国在这样一个鲜花绽放的季节，谜一样地精神错乱，谜一样地飞身而下，激起的是漫天的猜测与争议。
华为公司这几年似乎卷入了一个“自杀门”的怪圈，我们都知道华为有个著名的“狼文化”，我们又都知道华为有个独特的“床垫文化”，尽管谁也无法认定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就是“罪魁祸首”，但不少人已经根据先前的经验作出了“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导致了员工自杀的推论”。
人们渴望得到真相。只是，华为公司继续保持着一贯的低调甚至是沉默，“这是一种强势的沉默，还是一种高调的冷漠？”有人质疑。
华为坂田园区，平静早已恢复，偌大的园区，看上去更像个高校，某华为员工纠正，“是更像一个研究所才对。”
一名新进员工对张立国的坠亡表示可惜，“华为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可怕，压力哪里都有，关键自己要学会调节。公司现在也很重视员工精神健康，我前阵子加班晚了，主管还督促我回去休息。”
他如此理解连续多起员工意外身亡“你看社会人群自杀率多少，华为几万人的公司……”
社会上对华为“狼文化”与“床垫文化”的理解，在他看来有偏差，原因主要是“外界对华为不了解”，“华为一贯的低调是导致不了解的一个原因。”
不远处，另一名员工在草地上独自踱步，他说这是他工作间隙的放松方式，但他拒绝谈论张立国坠亡事件，“我不想惹麻烦，你没有工牌进来，保安马上会发现你的。”他提醒记者两边楼顶上的摄像头。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已经将记者的采访函递送华为公司相关部门，但至今记者仍未接到华为公司的回应。
从坂田基地回到住处，打开电脑，网络上对华为公司的文诛笔伐仍在继续.
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究竟在“自杀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不是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的。
可是，如何阻断华为员工的自杀之路呢？
撰稿·杨 江(记者)
是非“狼文化”
如果没有“自杀门”，如果没有2007年年底疑为规避新劳动法而闹得沸沸扬扬的7000名员工辞职再聘的“辞工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家曾被人冠以“伟大”二字的公司的企业形象或者说品牌声誉应该不会走入下降通道。
任正非，这个退役军人以类似于军队化的管理方式渗透到企业的每个角落。在他的率领下，华为从1988年的2万元注册资本起步，1992年销售额超过亿元，1996年跃上26亿元，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增幅很少有低于50%的。最新的业绩是，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160亿美元，有72%来自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球电信设备业前五行列。
这样的一个企业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没有人怀疑它在中国IT行业中的标兵地位，因为它纵横国际市场，攻城略地，锐气直逼思科、爱立信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又有很多人将它视为民族企业的骄傲。
但是在“自杀门”与“辞工门”的影响下，华为似乎正在给人一种“人性化丧失”的形象。站在公正的立场，华为可能真的是中国较累的IT企业，但绝对不是一个炼狱，否则它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一个骄人的业绩，也就不会成为精英高地。
自杀，往往都是综合因素累积的结果，因而，将“自杀门”的“罪行”强行推给华为，甚至因而“妖魔化”华为，是显然偏颇的。但一次死亡事件可以说是偶然，在多次非正常死亡后，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企业文化或者内部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早在2007年，员工张锐自杀前，任正非就给党委成员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就是：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由于华为公司至今没有接受采访，我们不知道任正非所说的这个情况严重到怎样的程度。在华为内部，任正非对“狼文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阐述，是1990年代初期，他与美国某著名咨询公司女高管的会谈上。任正非说，跨国公司是大象，华为是老鼠。华为打不过大象，但是要有狼的精神，要有敏锐的嗅觉、强烈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和牺牲精神。
华为公司今天的光辉，普遍被看作是“狼文化”的作用，也许，对于华为这样一个从起步就直面市场压力的民营企业而言，如果没有他所说的狼的这种精神，恐怕早就像他创业初期的那些企业一样销声匿迹。
张立国坠亡后，一部分“狼文化”的批判者更坚定了这样的判断：华为，功，也“狼文化”，过，也“狼文化”，是“狼文化”让华为公司跻身全球电信设备第一阵营，也是“狼文化”将张立国这些华为的员工推向了悬崖。
狼通常被人们与羊对应起来，任正非也说过，“当我们拼死拼活往前赶的过程中，公司就不可能出现太胖的羊、太懒的羊。一个充满危机感，又有敏感性，又无懒羊拖累的公司是一定能生存下来的。”
任正非又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企业家，在《华为的冬天》、《北国的春天》中阐述的危机论，曾引发业界很大的震撼。
代理华为公司公关事务的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对记者说，其实华为内部早就不提“狼文化”，甚至在淡化“狼文化”，“但似乎外界一直抓着这个不放”。
华为员工近一半在研发部门，这是华为最庞大的部门，也是薪酬最丰厚的部门，当然，高薪水往往意味着高压力，高效率。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为员工说，IT行业竞争白热化，压力每个公司都存在，但在华为，员工的忧患意识似乎更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公司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刻不敢松懈。
社会学研究者章友德说，国内企业已经对华为不构成威胁，华为早就将目标瞄准了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华为员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个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
尽管已是中国最优秀的IT企业，华为与国内其他行业的制造业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成本驱动型的价格优势仍然是为数不多的优势中最突出的。因而在那位华为员工看来，华为必须依旧保持着埋头奋进的姿态，必须让员工保持危机意识。
这在不少评论者看来，“依旧保持着十足的狼性”。
“床垫文化”
任正非对自己的团队说，不能只是给高效率的员工高薪，就可以撒手不管其他的事情了，还必须创造条件，让员工从身心上解放自己。他提出要引导员工理解、欣赏和接受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使他们从身心上自己解放自己。“员工不能成为守财奴，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丰厚的薪酬是为了通过优裕、高雅的生活，激发人们更加努力去工作、有效地奋斗而服务的，不是使我们精神自闭、自锁。”他在信中说。
“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去，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地乐观，多么地豁达。看看他们的夕阳红，你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
接受记者采访的华为员工大多承认，自己不甘落后。这不能说是华为员工的个性，在IT行业，甚至现在的整个社会都具有普遍性。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狼文化”有广泛社会基础，这一点，从书架前有多少人驻足“狼文化”类书籍前可见一斑。“人，生于忧患，你不去拼搏，就意味着被淘汰，这是一个逆水行舟的社会。”某员工解释。
任正非希望员工意识到，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的存在，一个人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满足感，不要不断攀比。不过，这名员工说，公司内部也有一个末位淘汰制，任总曾说过要保持5%左右的自然淘汰率。末位并不意味着能力的欠缺。尽管华为内部传出的消息是，这个淘汰制并没有按照5%的比例严格执行，每年只是1%至2%的幅度。“但我仍觉得身后有一根鞭子。”
关于“床垫文化”，应该说这是华为创业早期奋斗精神的写照，任正非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提及：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可走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
2006年5月28日，25岁的员工胡新宇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他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胡去世后，华为再一次重申了有关加班的规定：加班至晚上10点以后，要领导批准；严禁在公司过夜。
不过，按照记者的了解，这项措施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华为自上而下信奉“天道酬勤”，有员工说：“任务在那里，你总不能拖人家后腿吧。”
崇尚强者
任正非不主张以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员工的自我解救，而是倡导员工自觉自愿，自我娱乐，自己承担费用的方式来组织和参与各种活动。他的理由是：公司不予任何补贴，凡是补贴的，只要不再补贴了，这项活动就死亡了……总之释放员工的郁闷，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解决，靠组织是无能为力的。
他在这封信中劝慰员工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太多地忧虑，而是要大大地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自信，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压抑问题。“我自己就有许多地方是弱项，常被家人取笑小学生水平，若我全力以赴去提升那些弱的方面，也许我就做不了CEO了，我是集中发挥自己优点的优势。”
不过，他也强调：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在这个领导者看来，“克服缺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远远大于强化优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任正非建议华为患有忧郁症、焦虑症的员工，看一看北京景山公园的歌的海洋，看看丽江街上少数民族姑娘的对歌，也许会减轻他们的病情。“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
张立国坠楼已近一个月，天涯论坛上，很多人重新读解任正非的这封信，既能品味出他对员工精神现状的担忧，又能品味出华为内部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
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说，“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任总的这句话，在我看来很现实，对企业领导者而言，可能是无可厚非的，但却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必须努力，我不能落后。”
“华为是一个崇尚强者的公司。”该员工说，“华为是一个很现实的公司，深圳是一个很现实的城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
“现实”这个词汇，在采访中不断被人提及，“我能在华为站稳、晋升，就表明我有实力，也就意味着高收入。”不少员工敬佩华为的管理能力，“任总总能让你斗志昂扬，把你的潜力发挥到极至。”
对“自杀门”，华为内部有人认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必然会先体验改革带来的痛苦，而华为又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产物，社会转型期必须体验的痛苦就容易汇聚在华为爆发。
类似的观点，深圳18岁以上市民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在2007年公布的数字是21.1%，位居全国首位，其中抑郁症发生率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为3.1%，深圳平均每年2000人自杀，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910人)。
在深圳这样一个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严重倒置的移民城市，大量张立国、张锐这样的外来人才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难以得到亲朋的慰藉，承受的压力必须独自消化，容易导致抑郁。
但这些观点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大背景的读解角度，就像你很难从自杀的员工身上找到“狼文化”、“床垫文化”是罪魁祸首的直接证据，你也很难就此给华为企业文化、制度设计开脱嫌疑，否则，一样的社会背景，为何只有华为遭遇了“自杀门”。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会直面公众。但“任正非是一个一贯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人，一个低调的公司，要改变一个风格，你总要给他一个时间。”
不少研究者把“自杀门”归责于“华为忽略了对员工应有的人文关怀建设与素质培养”。一位去职员工在天涯论坛上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我不是思想家，不是理论家，我不想用什么长篇大论说HW体制的种种不好。但我是有情感的，是热爱生活并追求幸福的。”
华瑞国际传媒亚洲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说，华为公司其实早就请了心理咨询师，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华为内部有人称为“精神导师”，不过，“不是每个人遇到问题都愿意主动去找咨询师的”。
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深圳另一些企业的重视，在中兴通讯，为给怀孕女员工带来更多温暖，公司特别开辟了孕妇餐厅，并且专门为孕妇设计菜谱。在金蝶软件，公司为每位员工增加了每月70元的活动费，目的是鼓励员工外出活动，比如看看电影。
不过，记者的调查却发现，人性化的管理在引入，员工们却仍在抱怨压力无法缓解。
华为的企业文化与制度设计，究竟在“自杀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不是几句话或者几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的。
可是，如何阻断华为员工的自杀之路呢？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张立国
3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章友德教授与《新民周刊》记者就华为“自杀门”进行了系统分析。
撰稿·杨 江(记者) 李泽旭(记者)
怎么看华为企业文化？
章友德：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企业更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华为这样的股份制企业，全民持股，员工在企业中的经济地位与掌有的股权多少具有最密切的关联。
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国有企业中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变为了新的环境下资方与雇佣者的关系。资方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须把所有的员工看作实现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目的而是变为一个手段了。
应该说，华为是30年来中国企业产权变革的重要成果。经营者责任心更强，追求利润意识更强，较之过去的企业管理者而言，更具有持久的动力。华为走过的艰难的创业道路，给华为所有者或者说任正非提供了一个经验，那就是一切都是在丛林法则中打拼出来的，他因此对自己形成的企业文化高度认同甚至依赖。
在华为看来，市场化改革、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要靠高收入、精英人才、优胜劣汰。而且现有的业绩在管理者看来更证明了他的企业文化是有效的，并且会通过内部培训强化所有人接受这种文化。
一个充满竞争的群体里，就不会有一只懒惰的羊出现，人人都在奔跑，滞后一步，就会被后者踩死，但前进呢，就是累死。这样的企业文化是缺少人文关怀的。
华为不仅把员工变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且把人的恶的一面，也就是人人都是竞争对手的一面激起了。应该说竞争意识是积极的，但要把握度。
这种竞争意识把人所有的潜能最大限度释放。但人终究不是狼，企业的这种榨取耗尽了员工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牺牲了家庭、健康，淡化了人的情感需要。华为有6万个员工，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这些不同的个体到了这个环境中，必须按照他的企业文化全面适应，每个人的身心都将接受这个新的企业文化的考验。
这实际是一种外部成本或溢出效应，员工本人的过劳、心理疾病、精神扭曲，以及夫妻分居、亲子教育不足等问题，其后果大部分都由员工和家庭集中承担了。如果仍然对这种“普遍现象”长期漠视，最终将导致更加难以弥补的社会后果。
《新民周刊》：很多人是疲惫的，但显然又是矛盾的，因为满足于这里的收入，满足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在一个好企业是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章友德：华为的高层正在用一种信念，即，企业有高远的目标，你们每个人都有高远的志向，只有在我这个企业你们才能实现，促动人人都把自己内在的最大的潜能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任何人主观上都是不愿意成为弱者的。但问题是很多人是适应不了的。华为要和国际对手去竞争，要成为有竞争力的公司，但它不知道的是人家怎样成为那个公司的。是不是都像他这样把人和人变为丛林法则，只有竞争、付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报，我指的不仅是薪水，还包括人的精神世界。
实际员工可以整合成一个更好的具有协作精神的团队，未必都要剑拔弩张。
《新民周刊》：但为何很少有华为内部员工质疑华为的企业文化？
章友德：我们注意到在他们参加培训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这种企业文化。每个员工在进华为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自己的社会化的过程，他也是在一路竞争中最终走到华为的，所以他其实潜意识是认同华为这种企业文化的。所以你一方面看到那么多人身心疲惫，但有多少人把矛头对准华为的？外部看法归外部，但是企业内部呢，员工最多说压力大。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新民周刊》：华为的这些精英们为何反倒如此脆弱？
章友德：这涉及“个人的自我预期”，人的需求层次多样化，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实现，华为的员工都是在需求的最高层次上，都是有自我实现预期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认为只有历经了华为的历练，才会有自我实现的基础，一是在华为晋升，二是积累基础、资金或者学到管理的经验将来自己创业，甚至一些人进华为就是为了看看任正非是怎么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变为一个国际公司的。
所以，华为的员工都是不服输的，被淘汰的往往被认为是自己适应不了，对于自杀的员工，也往往被其他员工认为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有这种心理的员工，往往都会认为自己不会像张立国、李栋兵这样脆弱，实际上，如果遇到导火索，他也很可能重蹈覆辙。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IT人才多是工科毕业，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导致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完整，自我化解、排解压力的能力欠缺。
《新民周刊》：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内部建立相应的机制，当个体遇到危机，需要帮助时及时干预。
章友德：但华为是不崇尚弱者的，华为是一个强者文化，把不适应的人看作就是应该被淘汰的，甚至体制设置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淘汰。这种文化被灌输、强化，最终都认同后，内部再没有人去指责华为。大家都认为外部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华为，甚至是误解了华为。所以华为一直对外界沉默的原因可能是我内部员工认同我的企业文化啊，而且这个企业是我自己的。
任正非早就说过，媒体说你好，你不要高兴，媒体说你不好，你也不要生气，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类似的话。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这样一个企业文化训练出来的一支团队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当华为确定了发展目标后会将全部的压力，用企业文化的方式逐层分解，但层层分解目标，很可能最终层层提高目标。你会发现最终压力最大的是刚进来的员工，华为倒下的大多都是这类人。
《新民周刊》：可华为也会觉得冤枉，那些人都不是公司直接原因导致非正常死亡的啊，你可以质疑我的企业文化，但是你不能说我的企业文化就是凶手啊。
章友德：对！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因为是华为的员工自杀了，就说华为是因，自杀是果。那我们又怎么来分析呢？
华为的用工制度其实都是符合规范的，加班给加班费，不拖欠工资，它所有的管理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员工自己选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是我企业单方选择你的吧，也是你选择了我华为吧。
实际上这样最终把人看作手段了，人的需求不仅是货币，还有生活，还有精神层面的愉悦。但华为把这些都剥离了，转移为员工自己的事情，而且让员工认同了与企业无关，是应该自己来解决的。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产品的外部成本，本来就应该是企业来解决的。
我们不能说员工自杀，华为就是直接因素。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综合的作用，如果炒股、恋爱失败，仍觉得在别的地方，比如公司，感受到温暖，就不会对人生绝望。但问题是，他可能在绝望时，想到的都是工作的压力。
高层次人才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旦认同了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也是把自己当作了手段，他们已经迷失，忘记了生命本身是什么，把自我实现当作了终极目标。
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新民周刊》：华为“自杀门”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章友德：一个优秀的企业除了实施经济目标，还有没有其他目标？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个经济目标，除给员工报酬，你还有什么激励，给员工以什么关怀，让员工疲惫的身心得以恢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华为，高收入成为企业驱动员工的主要动力，而员工也把金钱看作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高收入成为了克服高压力的唯一动力。
高收入的诱惑，相当多的员工自发地向机器转变。少数个体无法抵挡住团体的裹胁力量，更何况，若干学校有IT专业，你不做有人做，因此即便有很大压力，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
《新民周刊》：华为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譬如任正非的信，譬如安排心理医生，还有禁止员工在单位熬夜。
章友德：这绝对不是提几个口号就可以奏效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设计，这样的倡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除了本身任务的需要，员工之间也唯恐落后，因为你给他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我们承认狼性很重要，华为没有狼性就没有今天。但更要记住人不是狼，在日益人性化的今天，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更不是用报酬和待遇来衡量的。
给狼性文化注入更多的人性元素可能你会成为更加优秀的公司。
《新民周刊》：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很多公司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的扩张，现代科层管理的组织严密性、效率始终是一些企业最重要的着力点，而对于人的思考却常常被淡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被高薪酬化解。
章友德：社会科层制组织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说我把自己变为螺丝钉，需要把我嵌到哪里就哪里，但人实际不是螺丝钉，人有思想。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层制出现，每个分支结构都是为实现组织最大目标设计的。但科层制结构中，工具理性往往忽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价值理性下，人还有其他追求，比如友情、亲情。
企业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没有把人当人看待，你的员工有家庭，有子女，下班了应该是回家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的，但是现在却是带着一身压力回家。
特别是IT行业，这是过去20年中发展最快的产业，最能体现自我创新的行业，精英的更多进入造成这个行业竞争更加白热化，所有人都更加身心疲惫。
所以为什么这个行业出“自杀门”是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有一种观点，华为有6万人，每年非正常死亡一两个员工，远没到社会上的自杀比例。
章友德：我国每10万人中有23个人自杀，这是一个平均数，中国多数自杀者是农村妇女，原因在于农村整体相对贫困，农村妇女文化层次又是最低，没有化解危机的能力。
华为是怎样的企业？员工是精英中的精英。高素质体现在既能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又能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承担对家庭、企业、社会的责任。精英阶层代表整体人群前进的力量，你们应该拥有更高的应对能力，但是现在你们的人每年都出事，当然引发我们的思考。
你还没有达到整体人群的自杀比例？你去看看其他企业是否有你这样的比例！
个体自杀的原因注定有很多谜，因为人已经死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由这个现象引发思考。从自杀个体分析华为，可能冤枉你，但从社会角度关注你华为，你一点不冤枉。
关注你还是对你的爱护！何况你的“狼文化”本身充满争议。
Wednesday, April 02, 2008
Ctrip.com Q4 2007 Earnings Call Transcript
Ctrip.com Q4 2007 Earnings Call Transcript
Page 3 out of 10|posted on: February 27, 2008 | about stocks: CTRP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sales and marketing expenses were RMB243 million, or $33 million, increased by 41% from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sales and marketing expenses accounted for 19% of the net revenues, decreased from 21% in 2006.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increased by 45% to RMB36 million, or $5 million,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primaril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personnel resources and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remained rel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ccounted for 7% of the net revenues, decreased from 8% in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nd remained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were RMB138 million, or $19 million, increased by 48% from 2006, primaril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personnel resources and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ccounted for 7% of the net revenues, decreased slightly from 8% in 2006.
Income from operations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was RMB127 million, or $17 million, increased 69%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14%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income from operations was RMB149 million, or $20 million, increased 68%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12% from the per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income from operations was RMB404 million, or $55 million, increased 58% from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income from operations was RMB491 million, or $67 million, increased 59% from 2006.
Operating margin was 36%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compared to 33%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 and 34%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operating margin was 42% compared to 39%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 and 41%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operating margin was 34%, compared to 33% in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operating margin was 41% compared to 40% in 2006.
Net income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was RMB135 million, or $19 million, representing a 102% increase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a 24%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net income was RMB158 million, or $22 million, representing a 95% increase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a 19%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net income was RMB398 million, or $55 million, representing a 66% increase from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net income was RMB485 million, or $67 million, representing a 64% increase from 2006.
Effective tax rate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was 7%, decreased from 14% in the same quarter of 2006 and 15%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primarily due to the preferential tax rate grant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and an increase in the deferred tax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x rate of 25% under the new PRC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as of December 31, 2007, a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accounting guidelines.
Effective tax rate for the ful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7 was 13%, compared to 15% in 2006, primarily due to an increase in the deferred tax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x rate of 25% under the new EIT law as of December 31, 2007, a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accounting guidelines.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1.96, or $0.27,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2.28, or $0.31.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5.84, or $0.80.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7.11, or $0.97, compared to RMB4.44, or $0.57, in 2006.
As of December 31, 2007, the cash balance was RMB1.1 billion, or $147 million, compared to RMB851 million as of December 31, 2006.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8, we expect to continue the year-on-year revenue growth at a rate of approximately 35%.
In order to support our future business expansion, the company acquired the land use right to a piece of land in the city of Nantong in January 2008. Nantong is a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is approximately 110 kilometers north of Shanghai. The company plans to build its second call center on this piece of land.
The new EIT law became effective on January 1, 2008. The tax rate under the new EIT law is generally 25%, except for certain enti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s, such as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However, no guideline has been published on requirements to be satisfied in order to enjoy the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s or on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such treatments. The company would apply the general tax rate of 25% before the guidelines on the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s are finalized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such treatment is approved. The effective tax rate that will eventually apply to the company for 2008 will depend on many fact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hether certain Ctrip's entities can qualify as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s such enterprises are defined under the new EIT law.
With that, Operator, please open the lines for questions.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Operator
(Operator Instructions) Your firs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Ming Zhao with SIG. Please proceed.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Congratulations on a good quarter. Just two questions; one is can you provide the booking volumes for the hotel booking and the air ticketing for the quarter, as well as the average revenue on both sides?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can you comment on the commission rate on both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 Some competitors are seeing the rate going higher. I just wanted to have a bit on your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For this quarter, we will provide a breakdown between the volume and commission rate but going forward into next quarter, we will stop breaking them out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ve sensitivity. So for Q4 2007, the volume for the hotel room nights is 2.745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41%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is the same as last year at RMB71 per room.
And for air ticket, the volume is 3.014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60% of the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on the per ticket commission, this quarter is RMB51 versus RMB47 last year, which represents about an 8% increase.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hotel is stable at around 15%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air ticket for the quarter is around 5%.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Okay, great.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Aaron Kessler with Piper Jaffray. Please proceed.
Analyst for Aaron Kessler - Piper Jaffray
Hi, this is Paul for Aaron. Congratulations on a good quarter. A couple of questions. First of all, can you quantify the impact of the snowstorm in Q1? Has that had a meaningful impact on your booking volume in terms of the cancellation rates?
And then also, can you give us some color on why the gross margins were -- they were higher than where we had modeled. Just wondering if there is anything going on there.
And then I was hoping that you could also give us a bit of a timeline for the building out of the second call center.
Jane Jie Sun
Sure.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e weather impact. The impact of the weather can be illustrat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one is the direct impact during the storm and the second part is the indirect impact after the storm. So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torm, the direct impact from the cancellations of the tickets and the room nights were immaterial to our business and our team worked very hard and they did a very good job to proactively take care of our customers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
However, after the storm, we had our Golden Week holiday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people who originally contemplated to travel during the Golden Week holiday tended to stay home due to the cold weather, so the general market is a little slower. Currently we are monitoring the market development very carefully and to see if the business volume will pick up going forward.
And your questio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on the margin. I think the margin for Q4 increased nicely a little bit by 1%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our team day in and day out has been focusing on improved efficiency of our operations, so we reengineered some of the procedures to make sure efficiency is continuously be improved. And secondly, on certain fixed costs as the percentage of revenue decreased as we have achieved a very good revenue growth, so these are the two main reasons on the margin.
And your third question is on the Nantong building. The Nantong -- our current building, it took us four years from the time when we start to select the site to the time when we can move in, so I think our current building can still support our business growth for the next two to three years, so it’s a good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what we need to do in two to three years, so we start our planning process right now and we will start the planning and also building starting from 2008 to 2010.
Analyst for Aaron Kessler - Piper Jaffra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Catherine Leung with Citigroup. Please proceed.
Catherine Leung - Citigroup
Good morning and congratulations on another extremely strong quarter. I have three questions. Number one -- you see revenue growth acceleration in both your hotel and air ticketing businesses this quarter. Could you discuss the drivers of the growth? And by that I mean in addition to the robust travel market in China, how much of the growth has been coming from market share gains from the smaller travel agencies?
My second question is again on the call center. I think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ne of Ctrip'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focu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cern I think in general about rising inflation and in particular wage inflation in China. Could you comment on how your decision to open a second call center in Nantong could help you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wage pressures?
And my last question is on your balance sheet, or the accounts receivable. 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again your cash collection system and the movement of accounts receivable? For example, I notice for fourth quarter, it seems that the days receivables was about 250 days, which seems like a pretty high number. So 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that more please?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Our CEO will address your first question and I will take the second and third question.
Min Fan
Regarding the acceleration of our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ing business, I think this is mainly driven by our increased volume and as you probably know in the year 2007, we had very good penetration in the second-tier cities and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growth rate, in fact it’s not a very big one during 2007 and we just report that -- for example, for the air ticketing business, the major airline companies, their growth rate during 2007 was around 15%. So you can see for Ctrip, we did our market share in the market during 2007 and thanks from the contribution from both the second tier cities and the first tier cities.
Jane Jie Sun
Okay, and your second question is regarding the wage inflation. I think fortunately, the targeted employee level for our call center is f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and also vocational school graduates and the wage inflation for this type of labor force has been manageable. And also, I think the labor demand, labor supply is sufficient at this level so we can manage the wage inflation by increasing our efficiency to offset some of the increase in the wage inflation.
And your second question is on the AR increase. The AR increase is in line with our revenue growth, so if you look at the detail of the air balances, it can be broken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AR from hotel commission and this has accounted for around 30% of the total AR. And we normally confirmed with our hotels for our customer stay before we book the AR and we collect these AR within one to one-and-a-half month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 are from corporate travel customers and that has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35% of the total AR as of year-end and we control these AR very tightly and we normally can collect these AR within 30 to 60 days.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 are mainly from the credit card banks when we issue flight tickets for our customers. That has accounted for around 35% of the total AR, and we normally collect these AR within three to five business days on average from the credit card banks.
So if you take the total AR times 35%, you will get around RMB100 million. That is equivalent to 100,000 tickets, which is worth [two to three] days of our total ticket. So as of today, we have collected 100% of these AR associated with the air ticket that is paid by the credit card. So when a customer calls us and books a ticket -- for example, if the ticket price is RMB2,000 and if he wants to use the credit card to pay us, we normally will increase our AR from the credit card bank by the 1,000 and also increase AP to the airlines for the amount we owe them -- for example, 950,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RMB50 is our commission income and normally within three to five days, the credit card bank will pay us the RMB1,000 and we will reduce our AR by the 1,000 and increase cash for the same amount. And when we pay the airlines, we will reduce our cash by 950 and reduced our AP accordingly.
So I hope that helps you to understand our AR flow and cash collection a little better.
Catherine Leung - Citigroup
It does.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Richard Ji with Morgan Stanley. Please proceed.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I have two questions and let me start with hotel room sales. Can you help us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etter about the growth dynamics in tier one and tier two cities and what are the current revenue breakdowns between the two tiers, two segments?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t growth rates in each of these market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The first tier cities are growing at around 30% to 40% and the second tier cities are growing at around 40% to 50%. And the revenue mix has maintained very consistently at a 50-50 split.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Okay. Very helpful.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regarding the outlook of your new business, such as corporate travel, et cetera. When do you expect -- and what are the current status for these businesses and what are -- when do we expect them to be material revenue drivers going forward?
Min Fan
Regarding the corporate travel business, during the year 2007 we had a very healthy and very robust growth. But compared with our other revenue mix, like the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ing, the corporate travel revenue, the total volume compared to -- not so big as the other two major product lines, so once our corporate travel revenue exceeds 5% of our total revenue, we will break them out. We hope we will see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Okay, great. And a follow-up question on that point, and again on a quarter-over-quarter basis, your other business, probably including corporate travel, weakened a little bit. Is that partly due to seasonality or [do you have] other reasons?
Jane Jie Sun
Richard, can you repeat your question again, please?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For your other business, there was a sequential decline quarter on quarter. Can you help us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etter -- is that due to the seasonality issue or some other reasons?
Jane Jie Sun
I think from what we can see on a quarter-over-quarter basis, hotel revenue increased 12, air ticket increased 12, and packaged tour increased 6, and other revenue also increased 11%, so we do not see a decrease in other revenue.
Min Fan
And for corporate travel, we still grew with a very fast pace.
Jane Jie Sun
Yes, so I think for the other lines, it -- for the other, small other -- okay. So the small other income is mainly -- it’s mainly the advertisement income as well as the flight insurance and that’s not our core business, so -- and relatively, [so it’s more] a percentage.
Min Fan
Yes, and maybe you can see on our website, later last year we in fact deleted a little bit of advertisement buttons and space to let our customers more focused, promotional focused branding of our product lines.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Great. Very helpful. That helps.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Leah Hao with Goldman Sachs. Please proceed.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Good morning, everyone. Very strong quarter. I just hav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 was just wondering, based off of your very strong margin profile, can you also give us a little bit of color in terms of y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full year margin on the gross margin side and the operating margin side?
Jane Jie Sun
Sure. On the gross margin side, I think it will be mainly driven by the revenue mix so on one hand, as the air ticket revenue grows faster, that is relatively has a lower margin than the hotel margin. However, our team will work very hard agai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hopefully we will slow down the decrease in the gross margin. So that’s mainly driven by the revenue mix. And whatever change in the gross margin should flow down to our operating margin.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That’s great. Very helpful, thank you. And next is just a very small detail question; in terms of hotel reservation, given your obviously huge volume and very strong performance for these hotels, does the percentage of rooms allocated as the guaranteed allotment to Ctrip increas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ooms for the hotel over time?
Jane Jie Sun
Yes, it’s more than 50%.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I’m sorry, I was wondering just for the hotels that’s in your network, the percentage of room for each hotel that’s on an average basis that guaranteed a room allotment to you guys, does that percentage increase as well?
Jane Jie Sun
Yes, increased slightly from last quarter.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George Chu with UBS. Please proceed.
George Chu - UBS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taking my ques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regarding the airline industry. My observation is we have seen some increase in airline tickets and I think that has resulted in higher commission per ticket for Ctrip. I’m just curious from your perspective, do you think this trend will continue for 2008 and do you see any risk of airlines cutting down on the commission rate in the near term?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In terms of the air ticket price, we monitor it very carefully and so far it has been very stabilized between 900 to 1,000. And in terms of our commission rate, the normalized range is between 4.5% to 5%. Q4 is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last quarter, just because at year-end, due to the high volume, some of the airlines will give some extra incentive. But from what we can see, I think the range is very stabilized.
George Chu - UBS
Okay. A follow-up question is on the operating expenses, if my numbers here are correct, they have been fairly stable in the past few quarters at about 45.78 or around that area. For 2008, should we expect a similar range of operating expenses for the whole year?
Jane Jie Sun
I think we will never allow our operating expenses to outpace our revenue growth so it should always be in line or below our revenue growth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the market is growing very fast so it’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maintain certain investment for our future branding, so yeah, your assumption is correct that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evenue, it probably will remain very consistent.
George Chu - UBS
That’s great. Thank you. Great numbers.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Wendy Huang with Bear Stearns. Please proceed.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great quarter and thanks for taking my questions. First, recently your competitors launched a 24-hour, seven days services for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ir booking services, so could you comment how will you react to that competitive change and how will you improve your customer service in the air ticketing segment?
Min Fan
I think our air ticketing service quality is quite good among the industry and our service hours are between 6:00 a.m. to 11:00 p.m. And as we have evaluat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24-hour service and we conclud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right now our current service hours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deal with customer needs. So definitely we will still try to improve our service quality more and more and for these service hours, we will still see whether -- if there is any need, we need to extend our service hours, we will do it. But I think right now, the service capability and service hours are already sufficient to our customer needs.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And maybe a follow-up on that -- could you give us some update, headcount of your current call center staff and how that breaks down into the air ticketing, hotel booking, and packaged tours?
Min Fan
We have a total for air ticketing calling, more than 1,000 staff.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How many for hotel booking?
Jane Jie Sun
Wendy, I think the total headcount is around 7,000 people. Half of them are the call center people.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I see. Secondly, just for modeling purposes, 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land [inaudible] in Nantong, how will that impact on your balance sheet and the P&L going forward?
Jane Jie Sun
Sure. The Nantong building, we are still in the very early stage of planning so we do not have the final number in terms of the total capital forecast yet. Based on our current best estimate, the building expense probably will be somewhere around $40 million to $50 million.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40 to 50?
Jane Jie Sun
Yes, and it will be spent from 2008 to 2011.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Okay, and thirdly, you mentioned that currently your hotel network covers 6,000 hotels in China. Could you give us, what percentage is from those hotels with the rate below RMB300 per room night?
Min Fan
You mean the room nights we realized among these hotels?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Sorry, I mean how many hotels are those low-end hotels among the 6,000 hotels you cover -- just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s your --
Min Fan
Yeah, okay. Low-end hotels are under 15% of our total hotel pool.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How was this percentag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quarters?
Min Fan
For the total volume, we increased a little bit. Percentage wise, not a big change.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Okay. Maybe a final housekeeping question --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your 1% gross margin improvement is coming from a certain segment strong revenue growth, so could you maybe identify which business segment that contributed to that margin improvement, whether it’s air ticketing or packaged tour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I think all across the line, every business line has improved their margin by somewhat, so it’s an overall effort.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Okay. That’s helpful.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Eddie Leung with Merrill Lynch. Please proceed.
Eddie Leung - Merrill Lynch
Good morning. Very good execution, as always. A couple of questions -- number one is could you guys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gress you guys are making in order to secure the guaranteed room nights during the Olympics time?
Number two is could you also comment on your competitive landscapes. I remember previously you guys normally didn’t really focus on competition but it seems like you mentioned that the competition seems to have stepped up a little bit. Can you help us to understand basically the whole landscape? Thank you.
Min Fan
Regarding the Olympic Games, we think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we believe the Olympic Games is very good for China and also good for Ctrip as it will increase our visibility. And in the short-term, I think it’s hard to predict at this point, as there is no historical data to base it on.
Regarding the hote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period, we already have acquired some hotels already guaranteeing some room for our customers to book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period and also we negotiated with potential partners regarding the Olympic Games ticket distribution.
And I think for the Olympic Games hotel booking, right now it’s not started yet because still we have a few months to go. I think we will monitor it very carefully.
And for the competition and for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we believe right now Ctrip still remains the dominant market player in the online travel service and on the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ing business.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has changed.
Eddie Leung - Merrill Lynch
Okay. Good to hear that.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Paul Keung with Oppenheimer. Please proceed.
Echo He - Oppenheimer
This is Echo He sitting in for Paul Keung. I just want to explain that we used to be CIBC and lately have become Oppenheimer. The question is -- do you see any trend, any cost increase of your call centers? I know you talked about a labor market wage increase but what about [others]?
Jane Jie Sun
The major components for our call center is labor related, so we have been very conscientiously to make sure we improve our efficiency and by looking at different details, different steps for each processes, and so far we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order to make our operation efficiencies to be improved on a continuous basis.
The labor increase due to inflation at the current education level we are targeting after, it is still manageable. We monitor the progress very carefully but so far, we can manage that well.
Echo He - Oppenheimer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actually, I wanted to ask about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too and in term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at do you think your major -- your competitors?
Min Fan
Major competitors I think for the hotel booking side is still eLong will be the major competitor. And for airline ticketing business, I think our major competitors will be located in different cities -- local traditional ticketing companies.
Echo He - Oppenheimer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ose are very good results.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Ashish Thadhani with Gilford Securities. Please proceed.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Yes, good morning. When will you get clarity into the tax rate for 2008? Where do you think this figure might settle? And the business tax -- will that stay in the same roughly 7% range?
Jane Jie Sun
I think all the enterprises in China right now are anxiously waiting for the detailed guidelines on the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 and before that guideline is published, we have to apply the general rate to the provision. I believe all the enterprises are waiting anxiously right now. The ball is really on the tax authority in China, so hopefully they hear the demand from the industry and they will publish the guideline and we can start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we will always do our best and work hard to get the best tax treatment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business tax rate, it should be very stabilized.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Okay, so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bviously 25% would be the ceiling and you had I think something in the order of about 13% in the year just completed, so something in the high teens when the dust settles? Is that your expectation or -- just trying to get a sense for what it might be when you do get clarification.
Jane Jie Sun
It’s really hard to control the timing of the government tax authority. We monitor it very carefully, so right now we do not know when the final guideline will be published. So for example, if they speed up and publish the guideline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year and if we can start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early, then we can apply a lower rate as soon as we get the approval. However,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pply, does not publish this guideline until the later part of the year, then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will be delayed. So it’s really depending on when they can publish the guideline and when the approval can be granted.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And until such time, 25% will be the rate?
Jane Jie Sun
Yes, until such time, we will prudently apply 25% to our provision.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is a follow-up question from the line of Ming Zhao with SIG. Please proceed.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Thank you. I have two questions. One is I want to understand from the consumers, how many of them are using the Internet to book travel? The amount you guys always said is 70-30 split between call center and Internet. Do you see any increase on the Internet part after so many years?
Min Fan
I think generally speaking, the 30-70, the big picture did not change a lot but if you look into the consumer behavior, we noticed that more and more consumers, more and more clients will surf on our website more than before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what related with the consumer behavior. Those clients, they will surf online and finally they would like to call offline to have again more comfortable, if there is some people contact.
So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oduct line, I think for the airline ticketing business we do see a tendency that the online booking is increased a little bit more than the hotel online booking ratio. And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our vacation package booking, in fact the vacation package we do see the booking ratio, online booking ratio already more than 50%, 50%, 60% are booking online. But becaus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for vacation package business is relatively small in our revenue mix, so if we have more and more vacation business than we can see this online ratio will be increased a little bit.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Okay, goo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regarding Ctrip as a business using the Internet to market. Can you share some color on how heavy you are using search engines to market your business, if possible and how many key words are you buying? What’s the percentage of your marketing expense is actually from using search engines?
Min Fan
During the year 2007, we did quite some work on the search engine, especially on the -- what we called the SOE or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and we do get quite some good results from our optimized searching efforts. And we cooperate with all the major search engines in China and we allocate a certain marketing expenditure on this field.
So in the year, in 2008 still we will try to make more efficient search engine efforts, try to get more and more market share from this field.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Okay. Thank you.
Operator
We are currently showing no more audio questions at this time.
Tracy Cui
Thank you. We will conclude this call. Thanks, everybody.
Operator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in today’s conference. This concludes our presentation. You may now disconnect. Hav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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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have any additional questions about our online transcripts, please contact us at: transcripts@seekingalpha.com. Thank you!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Congratulations on a good quarter. Just two questions; one is can you provide the booking volumes for the hotel booking and the air ticketing for the quarter, as well as the average revenue on both sides?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can you comment on the commission rate on both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 Some competitors are seeing the rate going higher. I just wanted to have a bit on your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For this quarter, we will provide a breakdown between the volume and commission rate but going forward into next quarter, we will stop breaking them out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ve sensitivity. So for Q4 2007, the volume for the hotel room nights is 2.745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41%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is the same as last year at RMB71 per room.
And for air ticket, the volume is 3.014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60% of the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on the per ticket commission, this quarter is RMB51 versus RMB47 last year, which represents about an 8% increase.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hotel is stable at around 15%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air ticket for the quarter is around 5%.
Page 3 out of 10|posted on: February 27, 2008 | about stocks: CTRP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sales and marketing expenses were RMB243 million, or $33 million, increased by 41% from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sales and marketing expenses accounted for 19% of the net revenues, decreased from 21% in 2006.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increased by 45% to RMB36 million, or $5 million,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primaril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personnel resources and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remained rel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ccounted for 7% of the net revenues, decreased from 8% in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nd remained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were RMB138 million, or $19 million, increased by 48% from 2006, primaril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personnel resources and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ccounted for 7% of the net revenues, decreased slightly from 8% in 2006.
Income from operations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was RMB127 million, or $17 million, increased 69%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14%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income from operations was RMB149 million, or $20 million, increased 68%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12% from the per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income from operations was RMB404 million, or $55 million, increased 58% from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income from operations was RMB491 million, or $67 million, increased 59% from 2006.
Operating margin was 36%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compared to 33%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 and 34%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operating margin was 42% compared to 39%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 and 41%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operating margin was 34%, compared to 33% in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operating margin was 41% compared to 40% in 2006.
Net income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was RMB135 million, or $19 million, representing a 102% increase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a 24%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net income was RMB158 million, or $22 million, representing a 95% increase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06, and a 19%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net income was RMB398 million, or $55 million, representing a 66% increase from 2006.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net income was RMB485 million, or $67 million, representing a 64% increase from 2006.
Effective tax rate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was 7%, decreased from 14% in the same quarter of 2006 and 15%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primarily due to the preferential tax rate grant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and an increase in the deferred tax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x rate of 25% under the new PRC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as of December 31, 2007, a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accounting guidelines.
Effective tax rate for the ful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7 was 13%, compared to 15% in 2006, primarily due to an increase in the deferred tax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x rate of 25% under the new EIT law as of December 31, 2007, a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accounting guidelines.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1.96, or $0.27,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2.28, or $0.31.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7,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5.84, or $0.80. Excluding share-based compensation charges, the diluted earnings per ADS were RMB7.11, or $0.97, compared to RMB4.44, or $0.57, in 2006.
As of December 31, 2007, the cash balance was RMB1.1 billion, or $147 million, compared to RMB851 million as of December 31, 2006.
For the full year of 2008, we expect to continue the year-on-year revenue growth at a rate of approximately 35%.
In order to support our future business expansion, the company acquired the land use right to a piece of land in the city of Nantong in January 2008. Nantong is a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is approximately 110 kilometers north of Shanghai. The company plans to build its second call center on this piece of land.
The new EIT law became effective on January 1, 2008. The tax rate under the new EIT law is generally 25%, except for certain enti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s, such as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However, no guideline has been published on requirements to be satisfied in order to enjoy the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s or on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such treatments. The company would apply the general tax rate of 25% before the guidelines on the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s are finalized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such treatment is approved. The effective tax rate that will eventually apply to the company for 2008 will depend on many fact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hether certain Ctrip's entities can qualify as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s such enterprises are defined under the new EIT law.
With that, Operator, please open the lines for questions.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Operator
(Operator Instructions) Your firs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Ming Zhao with SIG. Please proceed.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Congratulations on a good quarter. Just two questions; one is can you provide the booking volumes for the hotel booking and the air ticketing for the quarter, as well as the average revenue on both sides?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can you comment on the commission rate on both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 Some competitors are seeing the rate going higher. I just wanted to have a bit on your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For this quarter, we will provide a breakdown between the volume and commission rate but going forward into next quarter, we will stop breaking them out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ve sensitivity. So for Q4 2007, the volume for the hotel room nights is 2.745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41%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is the same as last year at RMB71 per room.
And for air ticket, the volume is 3.014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60% of the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on the per ticket commission, this quarter is RMB51 versus RMB47 last year, which represents about an 8% increase.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hotel is stable at around 15%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air ticket for the quarter is around 5%.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Okay, great.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Aaron Kessler with Piper Jaffray. Please proceed.
Analyst for Aaron Kessler - Piper Jaffray
Hi, this is Paul for Aaron. Congratulations on a good quarter. A couple of questions. First of all, can you quantify the impact of the snowstorm in Q1? Has that had a meaningful impact on your booking volume in terms of the cancellation rates?
And then also, can you give us some color on why the gross margins were -- they were higher than where we had modeled. Just wondering if there is anything going on there.
And then I was hoping that you could also give us a bit of a timeline for the building out of the second call center.
Jane Jie Sun
Sure.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e weather impact. The impact of the weather can be illustrat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one is the direct impact during the storm and the second part is the indirect impact after the storm. So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torm, the direct impact from the cancellations of the tickets and the room nights were immaterial to our business and our team worked very hard and they did a very good job to proactively take care of our customers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
However, after the storm, we had our Golden Week holiday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people who originally contemplated to travel during the Golden Week holiday tended to stay home due to the cold weather, so the general market is a little slower. Currently we are monitoring the market development very carefully and to see if the business volume will pick up going forward.
And your questio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on the margin. I think the margin for Q4 increased nicely a little bit by 1%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our team day in and day out has been focusing on improved efficiency of our operations, so we reengineered some of the procedures to make sure efficiency is continuously be improved. And secondly, on certain fixed costs as the percentage of revenue decreased as we have achieved a very good revenue growth, so these are the two main reasons on the margin.
And your third question is on the Nantong building. The Nantong -- our current building, it took us four years from the time when we start to select the site to the time when we can move in, so I think our current building can still support our business growth for the next two to three years, so it’s a good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what we need to do in two to three years, so we start our planning process right now and we will start the planning and also building starting from 2008 to 2010.
Analyst for Aaron Kessler - Piper Jaffra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Catherine Leung with Citigroup. Please proceed.
Catherine Leung - Citigroup
Good morning and congratulations on another extremely strong quarter. I have three questions. Number one -- you see revenue growth acceleration in both your hotel and air ticketing businesses this quarter. Could you discuss the drivers of the growth? And by that I mean in addition to the robust travel market in China, how much of the growth has been coming from market share gains from the smaller travel agencies?
My second question is again on the call center. I think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ne of Ctrip'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focu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cern I think in general about rising inflation and in particular wage inflation in China. Could you comment on how your decision to open a second call center in Nantong could help you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wage pressures?
And my last question is on your balance sheet, or the accounts receivable. 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again your cash collection system and the movement of accounts receivable? For example, I notice for fourth quarter, it seems that the days receivables was about 250 days, which seems like a pretty high number. So 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that more please?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Our CEO will address your first question and I will take the second and third question.
Min Fan
Regarding the acceleration of our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ing business, I think this is mainly driven by our increased volume and as you probably know in the year 2007, we had very good penetration in the second-tier cities and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growth rate, in fact it’s not a very big one during 2007 and we just report that -- for example, for the air ticketing business, the major airline companies, their growth rate during 2007 was around 15%. So you can see for Ctrip, we did our market share in the market during 2007 and thanks from the contribution from both the second tier cities and the first tier cities.
Jane Jie Sun
Okay, and your second question is regarding the wage inflation. I think fortunately, the targeted employee level for our call center is f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and also vocational school graduates and the wage inflation for this type of labor force has been manageable. And also, I think the labor demand, labor supply is sufficient at this level so we can manage the wage inflation by increasing our efficiency to offset some of the increase in the wage inflation.
And your second question is on the AR increase. The AR increase is in line with our revenue growth, so if you look at the detail of the air balances, it can be broken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AR from hotel commission and this has accounted for around 30% of the total AR. And we normally confirmed with our hotels for our customer stay before we book the AR and we collect these AR within one to one-and-a-half month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 are from corporate travel customers and that has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35% of the total AR as of year-end and we control these AR very tightly and we normally can collect these AR within 30 to 60 days.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 are mainly from the credit card banks when we issue flight tickets for our customers. That has accounted for around 35% of the total AR, and we normally collect these AR within three to five business days on average from the credit card banks.
So if you take the total AR times 35%, you will get around RMB100 million. That is equivalent to 100,000 tickets, which is worth [two to three] days of our total ticket. So as of today, we have collected 100% of these AR associated with the air ticket that is paid by the credit card. So when a customer calls us and books a ticket -- for example, if the ticket price is RMB2,000 and if he wants to use the credit card to pay us, we normally will increase our AR from the credit card bank by the 1,000 and also increase AP to the airlines for the amount we owe them -- for example, 950,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RMB50 is our commission income and normally within three to five days, the credit card bank will pay us the RMB1,000 and we will reduce our AR by the 1,000 and increase cash for the same amount. And when we pay the airlines, we will reduce our cash by 950 and reduced our AP accordingly.
So I hope that helps you to understand our AR flow and cash collection a little better.
Catherine Leung - Citigroup
It does.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Richard Ji with Morgan Stanley. Please proceed.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I have two questions and let me start with hotel room sales. Can you help us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etter about the growth dynamics in tier one and tier two cities and what are the current revenue breakdowns between the two tiers, two segments?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t growth rates in each of these market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The first tier cities are growing at around 30% to 40% and the second tier cities are growing at around 40% to 50%. And the revenue mix has maintained very consistently at a 50-50 split.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Okay. Very helpful.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regarding the outlook of your new business, such as corporate travel, et cetera. When do you expect -- and what are the current status for these businesses and what are -- when do we expect them to be material revenue drivers going forward?
Min Fan
Regarding the corporate travel business, during the year 2007 we had a very healthy and very robust growth. But compared with our other revenue mix, like the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ing, the corporate travel revenue, the total volume compared to -- not so big as the other two major product lines, so once our corporate travel revenue exceeds 5% of our total revenue, we will break them out. We hope we will see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Okay, great. And a follow-up question on that point, and again on a quarter-over-quarter basis, your other business, probably including corporate travel, weakened a little bit. Is that partly due to seasonality or [do you have] other reasons?
Jane Jie Sun
Richard, can you repeat your question again, please?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For your other business, there was a sequential decline quarter on quarter. Can you help us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etter -- is that due to the seasonality issue or some other reasons?
Jane Jie Sun
I think from what we can see on a quarter-over-quarter basis, hotel revenue increased 12, air ticket increased 12, and packaged tour increased 6, and other revenue also increased 11%, so we do not see a decrease in other revenue.
Min Fan
And for corporate travel, we still grew with a very fast pace.
Jane Jie Sun
Yes, so I think for the other lines, it -- for the other, small other -- okay. So the small other income is mainly -- it’s mainly the advertisement income as well as the flight insurance and that’s not our core business, so -- and relatively, [so it’s more] a percentage.
Min Fan
Yes, and maybe you can see on our website, later last year we in fact deleted a little bit of advertisement buttons and space to let our customers more focused, promotional focused branding of our product lines.
Richard Ji - Morgan Stanley
Great. Very helpful. That helps.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Leah Hao with Goldman Sachs. Please proceed.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Good morning, everyone. Very strong quarter. I just hav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 was just wondering, based off of your very strong margin profile, can you also give us a little bit of color in terms of y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full year margin on the gross margin side and the operating margin side?
Jane Jie Sun
Sure. On the gross margin side, I think it will be mainly driven by the revenue mix so on one hand, as the air ticket revenue grows faster, that is relatively has a lower margin than the hotel margin. However, our team will work very hard agai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hopefully we will slow down the decrease in the gross margin. So that’s mainly driven by the revenue mix. And whatever change in the gross margin should flow down to our operating margin.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That’s great. Very helpful, thank you. And next is just a very small detail question; in terms of hotel reservation, given your obviously huge volume and very strong performance for these hotels, does the percentage of rooms allocated as the guaranteed allotment to Ctrip increas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ooms for the hotel over time?
Jane Jie Sun
Yes, it’s more than 50%.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I’m sorry, I was wondering just for the hotels that’s in your network, the percentage of room for each hotel that’s on an average basis that guaranteed a room allotment to you guys, does that percentage increase as well?
Jane Jie Sun
Yes, increased slightly from last quarter.
Leah Hao - Goldman Sachs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George Chu with UBS. Please proceed.
George Chu - UBS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taking my ques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regarding the airline industry. My observation is we have seen some increase in airline tickets and I think that has resulted in higher commission per ticket for Ctrip. I’m just curious from your perspective, do you think this trend will continue for 2008 and do you see any risk of airlines cutting down on the commission rate in the near term?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In terms of the air ticket price, we monitor it very carefully and so far it has been very stabilized between 900 to 1,000. And in terms of our commission rate, the normalized range is between 4.5% to 5%. Q4 is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last quarter, just because at year-end, due to the high volume, some of the airlines will give some extra incentive. But from what we can see, I think the range is very stabilized.
George Chu - UBS
Okay. A follow-up question is on the operating expenses, if my numbers here are correct, they have been fairly stable in the past few quarters at about 45.78 or around that area. For 2008, should we expect a similar range of operating expenses for the whole year?
Jane Jie Sun
I think we will never allow our operating expenses to outpace our revenue growth so it should always be in line or below our revenue growth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the market is growing very fast so it’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maintain certain investment for our future branding, so yeah, your assumption is correct that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revenue, it probably will remain very consistent.
George Chu - UBS
That’s great. Thank you. Great numbers.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Wendy Huang with Bear Stearns. Please proceed.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great quarter and thanks for taking my questions. First, recently your competitors launched a 24-hour, seven days services for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ir booking services, so could you comment how will you react to that competitive change and how will you improve your customer service in the air ticketing segment?
Min Fan
I think our air ticketing service quality is quite good among the industry and our service hours are between 6:00 a.m. to 11:00 p.m. And as we have evaluat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24-hour service and we conclud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right now our current service hours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deal with customer needs. So definitely we will still try to improve our service quality more and more and for these service hours, we will still see whether -- if there is any need, we need to extend our service hours, we will do it. But I think right now, the service capability and service hours are already sufficient to our customer needs.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And maybe a follow-up on that -- could you give us some update, headcount of your current call center staff and how that breaks down into the air ticketing, hotel booking, and packaged tours?
Min Fan
We have a total for air ticketing calling, more than 1,000 staff.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How many for hotel booking?
Jane Jie Sun
Wendy, I think the total headcount is around 7,000 people. Half of them are the call center people.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I see. Secondly, just for modeling purposes, 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land [inaudible] in Nantong, how will that impact on your balance sheet and the P&L going forward?
Jane Jie Sun
Sure. The Nantong building, we are still in the very early stage of planning so we do not have the final number in terms of the total capital forecast yet. Based on our current best estimate, the building expense probably will be somewhere around $40 million to $50 million.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40 to 50?
Jane Jie Sun
Yes, and it will be spent from 2008 to 2011.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Okay, and thirdly, you mentioned that currently your hotel network covers 6,000 hotels in China. Could you give us, what percentage is from those hotels with the rate below RMB300 per room night?
Min Fan
You mean the room nights we realized among these hotels?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Sorry, I mean how many hotels are those low-end hotels among the 6,000 hotels you cover -- just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s your --
Min Fan
Yeah, okay. Low-end hotels are under 15% of our total hotel pool.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How was this percentag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quarters?
Min Fan
For the total volume, we increased a little bit. Percentage wise, not a big change.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Okay. Maybe a final housekeeping question --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your 1% gross margin improvement is coming from a certain segment strong revenue growth, so could you maybe identify which business segment that contributed to that margin improvement, whether it’s air ticketing or packaged tour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I think all across the line, every business line has improved their margin by somewhat, so it’s an overall effort.
Wendy Huang - Bear Stearns
Okay. That’s helpful.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Eddie Leung with Merrill Lynch. Please proceed.
Eddie Leung - Merrill Lynch
Good morning. Very good execution, as always. A couple of questions -- number one is could you guys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gress you guys are making in order to secure the guaranteed room nights during the Olympics time?
Number two is could you also comment on your competitive landscapes. I remember previously you guys normally didn’t really focus on competition but it seems like you mentioned that the competition seems to have stepped up a little bit. Can you help us to understand basically the whole landscape? Thank you.
Min Fan
Regarding the Olympic Games, we think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we believe the Olympic Games is very good for China and also good for Ctrip as it will increase our visibility. And in the short-term, I think it’s hard to predict at this point, as there is no historical data to base it on.
Regarding the hote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period, we already have acquired some hotels already guaranteeing some room for our customers to book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period and also we negotiated with potential partners regarding the Olympic Games ticket distribution.
And I think for the Olympic Games hotel booking, right now it’s not started yet because still we have a few months to go. I think we will monitor it very carefully.
And for the competition and for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we believe right now Ctrip still remains the dominant market player in the online travel service and on the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ing business.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has changed.
Eddie Leung - Merrill Lynch
Okay. Good to hear that. Thank you.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Paul Keung with Oppenheimer. Please proceed.
Echo He - Oppenheimer
This is Echo He sitting in for Paul Keung. I just want to explain that we used to be CIBC and lately have become Oppenheimer. The question is -- do you see any trend, any cost increase of your call centers? I know you talked about a labor market wage increase but what about [others]?
Jane Jie Sun
The major components for our call center is labor related, so we have been very conscientiously to make sure we improve our efficiency and by looking at different details, different steps for each processes, and so far we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order to make our operation efficiencies to be improved on a continuous basis.
The labor increase due to inflation at the current education level we are targeting after, it is still manageable. We monitor the progress very carefully but so far, we can manage that well.
Echo He - Oppenheimer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actually, I wanted to ask about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too and in term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at do you think your major -- your competitors?
Min Fan
Major competitors I think for the hotel booking side is still eLong will be the major competitor. And for airline ticketing business, I think our major competitors will be located in different cities -- local traditional ticketing companies.
Echo He - Oppenheimer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ose are very good results.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the line of Ashish Thadhani with Gilford Securities. Please proceed.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Yes, good morning. When will you get clarity into the tax rate for 2008? Where do you think this figure might settle? And the business tax -- will that stay in the same roughly 7% range?
Jane Jie Sun
I think all the enterprises in China right now are anxiously waiting for the detailed guidelines on the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 and before that guideline is published, we have to apply the general rate to the provision. I believe all the enterprises are waiting anxiously right now. The ball is really on the tax authority in China, so hopefully they hear the demand from the industry and they will publish the guideline and we can start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we will always do our best and work hard to get the best tax treatment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business tax rate, it should be very stabilized.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Okay, so the effective tax rate, obviously 25% would be the ceiling and you had I think something in the order of about 13% in the year just completed, so something in the high teens when the dust settles? Is that your expectation or -- just trying to get a sense for what it might be when you do get clarification.
Jane Jie Sun
It’s really hard to control the timing of the government tax authority. We monitor it very carefully, so right now we do not know when the final guideline will be published. So for example, if they speed up and publish the guideline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year and if we can start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early, then we can apply a lower rate as soon as we get the approval. However,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pply, does not publish this guideline until the later part of the year, then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will be delayed. So it’s really depending on when they can publish the guideline and when the approval can be granted.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And until such time, 25% will be the rate?
Jane Jie Sun
Yes, until such time, we will prudently apply 25% to our provision.
Ashish R. Thadhani - Gilford Securitie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perator
Your next question is a follow-up question from the line of Ming Zhao with SIG. Please proceed.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Thank you. I have two questions. One is I want to understand from the consumers, how many of them are using the Internet to book travel? The amount you guys always said is 70-30 split between call center and Internet. Do you see any increase on the Internet part after so many years?
Min Fan
I think generally speaking, the 30-70, the big picture did not change a lot but if you look into the consumer behavior, we noticed that more and more consumers, more and more clients will surf on our website more than before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what related with the consumer behavior. Those clients, they will surf online and finally they would like to call offline to have again more comfortable, if there is some people contact.
So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oduct line, I think for the airline ticketing business we do see a tendency that the online booking is increased a little bit more than the hotel online booking ratio. And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our vacation package booking, in fact the vacation package we do see the booking ratio, online booking ratio already more than 50%, 50%, 60% are booking online. But becaus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for vacation package business is relatively small in our revenue mix, so if we have more and more vacation business than we can see this online ratio will be increased a little bit.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Okay, goo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regarding Ctrip as a business using the Internet to market. Can you share some color on how heavy you are using search engines to market your business, if possible and how many key words are you buying? What’s the percentage of your marketing expense is actually from using search engines?
Min Fan
During the year 2007, we did quite some work on the search engine, especially on the -- what we called the SOE or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and we do get quite some good results from our optimized searching efforts. And we cooperate with all the major search engines in China and we allocate a certain marketing expenditure on this field.
So in the year, in 2008 still we will try to make more efficient search engine efforts, try to get more and more market share from this field.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Okay. Thank you.
Operator
We are currently showing no more audio questions at this time.
Tracy Cui
Thank you. We will conclude this call. Thanks, everybody.
Operator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in today’s conference. This concludes our presentation. You may now disconnect. Hav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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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have any additional questions about our online transcripts, please contact us at: transcripts@seekingalpha.com. Thank you!
Chun Ming Zhao -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Congratulations on a good quarter. Just two questions; one is can you provide the booking volumes for the hotel booking and the air ticketing for the quarter, as well as the average revenue on both sides?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can you comment on the commission rate on both hotel booking and air ticket? Some competitors are seeing the rate going higher. I just wanted to have a bit on yours. Thank you.
Jane Jie Sun
Sure. For this quarter, we will provide a breakdown between the volume and commission rate but going forward into next quarter, we will stop breaking them out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ve sensitivity. So for Q4 2007, the volume for the hotel room nights is 2.745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41%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is the same as last year at RMB71 per room.
And for air ticket, the volume is 3.014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about 60% of the year-over-year growth. And on the per ticket commission, this quarter is RMB51 versus RMB47 last year, which represents about an 8% increase.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hotel is stable at around 15% and the commission rate for the air ticket for the quarter is arou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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